“第二个，关于刘三剑提的白旗车的想法。既然她为了赌气在文华公司内部这么提了，那我就勉强一本正经给个意见好了——我不同意。如果真要顶上耻辱柱以儆效尤，方法多的是，没有必要这么搞。我们国家现在，生产一辆轿车的成本，并不低，不能这么挥霍。”
“第三个，香港媒体的事情。我也同意刘三剑认为应该整顿的论断。但具体的整顿方法，不能用国内以往的行政办法来。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我们提出的。我们在香港主动做的一切事情，都要按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框架来。媒体想搞大新闻，那就让它们搞好了。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掌握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出我们的声音的香港媒体。无论是我们自己成立，还是对已有的媒体进行控股，或者其他什么有效的办法，都可以。另一个，在我们控制之外的媒体，我们只要求真而全，真实，全面。如果报道不真实，或者是用片面真实的内容以偏概全，从而试图混淆视听，那就直接教它们做人。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但我们也正好不必被社会主·义政府的节操所束缚，只要那些人在香港生存，教做人的办法，太多了。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这是至理名言。”
毕文谦的口吻始终是规律而平静的，就像他如黎华那样伸着中指敲打桌面上的材料的声响。
“第四，关于王京云提到的两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可以结合教育改革里关于高考改革的部分去思考。以前，我说过，在亚洲画一个铁路倒三角，形成一个经济圈。这种规模的构想，不能是不负责任地拍脑子胡来。所以，我看过不少那个倒三角沿途，特别是我国部分的不同地区的相关资料。其中，在西北地区，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国家领导人把当初那些坚定站在封建甚至是奴隶制贵族的立场的人给平反了，并且恢复了教职；而同时，政府又得出并宣布了，在1952年批判并撤销了王振将军的分局书记、军区政委、财委主任等职务，是既不符合实际，更不公正的结论。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关于西北地区，既有胡国光的一个纪要，又有邓声洁的一个电报，两个文件的内容，在侧重上几乎自相矛盾。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国家的态度和政策会这么持续着？这不仅不能平息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角度来说，王京云提到的苏联的苏姆盖特惨案，就已经为我们踩了一回深水区了，而那个叛逃的阮名，起草过什么文件，很轻易就能查清楚。一个政策，由一个叛徒起草，这在客观上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亡羊补牢，犹未迟也。现在，正好就是一个做出决断的时机。”
“不过，西北的一些问题，仅仅靠坚定一个态度，一个立场，只能治一时。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不够发达，具体地说，是教育水平远远不够。在那片国土上，真正亟待我们做的，是两点，语言和风俗。首先，是大力推广普通话，让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熟练掌握普通话，这才能够保证国家的政策不会在传达中被人歪曲，甚至于传达不下去。其次，是深入基层，持续宣传，移风易俗，让当地人改掉落后于当今时代生产力的习俗——无论什么民族，这也和什么民族没关系。我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这三个代·表的本质起冲突的陋习，就应该由干部带头，一一去除。对于干部，要求要严格一些；对于群众，要求可以放宽一些。但无论怎么放宽，都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毫无疑问，想要做到，不，仅仅是想做这些事情，都需要人去执行。干部也是人，人不是凭空变来的。从哪里来？一方面，早在两年前，我就提出过，既然大学毕业生都默认是干部编制，那就应该让大学生到基层去接地气。虽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主观想当干部，但愿意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总是多的。国家也应该给予他们培养锻炼的机会，我只去过边区，也许还有更艰苦的地方没去过，但大西北，就是可以锻炼干部的好去处之一。把一个人一辈子摁在艰苦的地区，既不公平，也不科学，但如果只是三到五年，那么能够习惯艰苦的生活，并且做出成绩的人，不就是国家最需要也最应该进一步培养的人才吗？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几十万，随着国家不断发展，这个数字，会快速地增长，如果这个构想能够实施并持续下去，大西北的语言和风俗的问题，是一定能逐渐解决的。而另一方面，我在思考教育改革的问题时，看过国家之前的一些相关文件。我们不是有不少高考加分的政策吗？我觉得，对于一些民族的考生，加的分数，可以更多一些，翻一倍都可以研究研究，但加分的依据，决不能只看户口本儿，那样一来，恐怕会让很多群众主动去想办法改户口本儿了——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民族考生的加分资格，和普通话水平联系起来，水平越高，加分越多，这是一个门槛。而且，加分不能是无缘无故的利益——那样只会让利益受损的群体怨恨，而获益的群体也不会真正感恩，只会得到一个斗米仇的恶果。所以，我们可以规定，所有选择享受加分的考生，毕业之后，必须回到当地，从事普通话普及和移风易俗的相关工作，至少10年。”
“归根结底，发展生产力，是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这既是目标，也是义务，什么民族什么的说法，绝不能凌驾于其上。新中国建国以来，就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任何对某一个民族无条件的优待，本质上都是在延缓中华民族凝聚的步伐。都说干部是骨干，是先锋，对于干部的要求，自然比群众更高——这是无可置疑的基本要求。正因如此，在客观上，要求最严格的民族，其干部的比例，也应该是最高的。这才是符合事实，符合发展生产力的目标的结果。”
“所以，对于那些原本就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时代的进步，其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只会对我们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大道起反作用的人，即使对他们解除了管制的状态，也绝不能任由他们占据干部的岗位，特别是那些具有教育性质的领域。对于整个大西北，我们应该起草一个新的全面的文件，阐述清楚国家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生产力的坚决态度，绝不能让别的群体或者组织在中、基层，掌握本必须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教育的分配权、行使权、解释权。”
又说了一席话，毕文谦把杯子里的水喝干了，一边起身续杯，一边继续说着。
“第五，关于京城中小学的教育改革，教材的更新的问题。我愿意参与，但眼下，既然陆常委希望海选早点儿出一点儿人们看得到的进度，那我还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吧！
“——这，就是第六件事情——从明天，不，今天下午开始好了。小晓琳把你们已经甄选出来的候选人档案，都交给我，那些汇总来了但还没有甄选的，也随机挑一部分，简单给我一个材料。也许，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一一面试。但这样一来，面试的总时间，也许会拖长许多。其成本，也会增加。”
“好吧，先继续说事情。第七个，厂长负责制，以及文华银行。我没有相关的深入经验，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非要说的话，我只能强调，金融自主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文华银行既然是直属于人民银行，那么，在涉及内外的各种问题中，文华银行不仅在大方向上要符合中国的金融利益，自身也必须始终保证股份的中国性——要么，国家持股，要么，持股人是绝对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外国绿卡，更别说什么华侨。而关于厂长负责制，我希望大家对于具体到基层的各种错误和问题，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国家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保证所有国企优秀运作的。别说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只不过，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是弱肉强食，发展得好的企业才在舆论和政府的眼中，那些失败而破灭的企业，国家不会管，其中的人的艰难困苦、生老病死，国家也不会理会。但我们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让国企们也在激烈的竞争中发展，甚至彼此兼并。但对于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企业里的人，我们不能不管。怎么管？这将是将来国企、国家必然会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不是闭门空想能解决的，必须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经验，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步步探索。”
“说起企业的事情，我这里顺便提个可能相关的事情——今年6月，美国的气象学家詹姆士·韩森，在美国的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提出了全球变暖的概念。我个人相信气象学的数据，但我不觉得人类现今的生产力水平足以左右地球的冷暖变化。可嘴长在人家身上。无论事实如何，这个概念出现了，就可以成为一个噱头，一个发达国家限制、打压发展中国家追赶步伐的噱头。他们可以想方设法，选择性的得出一个结论，说地球如果持续升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而升温的原因，在于人类文明的生产生活中，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大规模排放。由此，他们可以以全人类的利益的名义，要求限制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可是，在现阶段，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独立自主而且完善的发展，必然会有一个大规模产生温室气体的比较长的时期。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可以以此噱头，联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打压，或者从经济上进行剥削。当然，这一切，目前都还只是没影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将来他们会用什么手法来利用这个噱头。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哪里有剥削的机会，哪里有利益的气息，它们自然会像闻到血腥味儿的鲨鱼一样。”
“然而，仅凭我们中国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哪怕明知道发达国家指鹿为马，只要它们是联合在一起，有共同利益的，我们也不应该正面对抗……嗯，也许，我们可以主动参与进去，然后强调人均的概念，最好，强调一下历史人均什么的……”
说到这儿，毕文谦自己不禁莞尔。
“好了好了，这个说远了。下一个问题，第八个，关于一些人的处理方式方法。”
“说实话，这个问题，就不应该由我来说的。但既然李叔叔您已经亲自来开这个口了，我之前也说了，知无不言。再者，黎华今天不在这里。有些事情，所有人都不愿意先把话说实了，可国家大事，是拖不起的……反正，我这辈子只想好好唱歌，我对黎华说过，欲成歌神，必先兴歌坛；欲兴歌坛，必先兴中华。因此，只要是能让中国少走弯路，更快复兴的事情，我倒不吝个人得失。有些话，就由我来先说吧！”
“首先，大家都知道，我很少出门。对具体的事情脉络，并不太了解。我能知道的信息，往往是大家都能获取的报纸和电视新闻。我并不比普通群众了解更多隐密，但就像李克农将军那句话——‘90%的情报，来自于公开的渠道’。所以，对于李叔叔您提到的这件事情，对于那些脱离了群众，在心态上觉得自己高于群众一等，甚至不止一等，动摇国本的家伙，从严从重的态度，我是非常赞同的。这是原则问题，不容马虎，不容糊弄。但事情闹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且有人不赞同死刑，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人，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国里，目前选择走向错误的道路的人，并不是个案，也不是个别的团体。有更多的人，对于道路的判断，还没有清醒而坚定的抉择。所谓一个惩字，在于征心，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把涉事的犯错的所有人都从重处决了，倒的确可以一时耳顺，但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更多的对于道路尚在踌躇的人，并不能因此而真正明白对错背后的逻辑。从废物利用的角度来说，把那些该死的人快刀斩乱麻，也许并非最适合的做法。”
“我想了一晚上，也研究了一下地图。想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办法——这些年来，我国北方的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已经超过了2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国土面积的50分之一。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而更严重的是，这些地区，离京城，并不太远。所以，我觉得，对于涉事的人员，特别是那些损公肥私，侵犯了人民的利益的那些人，必须要在电视上公开审判，这个原则问题，是决不能妥协糊弄的。而具体的罪名，除了既有法律框架之外，我认为有必要加一条——破坏国家公信力。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公信力的建立，如跬步积千里；公信力的破坏，却如赌场挥霍，输得永远比想象中的快。一个丧失了公信力的国家，离灭亡，也就差不远了。那些人的量刑，可以至少二十年起步，不得减刑。但具体的服刑地点，与众不同——可以在京城到蒙古的直线区域内，也就是内蒙，选一个沙漠化严重，人口不多，并且有一定矿藏的旗，把那些罪人送到那里去，让他们带领当地人种树治理沙漠化，同时和群众一起发展当地经济，不得离开辖区。在辖区内部，除了军事及保密区域，不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可以从事行政工作，但需要每天早晚点名。国家不需要给那里财政补贴，只需要时刻掌握那里的经济情况。如果二十年之后，当地的沙漠化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整个旗的经济水平在整个内蒙名列前茅，那么，那些罪人就可以刑满释放了。如果一群敢于小儿持剑比划江山的家伙，二十年连一个旗都发展不好，那……也没什么值得可说的了。如果他们能够提前完成任务，根治了当地的沙漠化问题，重现了古诗歌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貌，那就提前释放。如果在二十年间，其中有人试图逃离，无论是以什么名义，只要离开辖区，那就是自寻死路，格杀勿论了。”
“我看了地图，有一个苏右旗，条件挺适合的。面积不小，人口不多，矿藏也挺多，还和蒙古接壤，而且有战术演习场，可以轮换部队常驻。真的挺好。如果今后还有犯了类似性质的错误的人，或者以干部的身份破坏国家公信力，酿成了严重后果的人，可以一并送进去。”
看着李鲲脸上难掩的诧异，毕文谦笑着喝了一大口水，把玩起红木镇纸来。
“李叔叔，我也是倾向于治病救人的理念，除非有人主动寻死。”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将要成立的研究室——这个问题，好像更不适合我来说了。我顶多面试过别人，又没有组·织部的工作经验。而且，除了中顾委那样的老前辈，我有幸见过的高级干部，寥寥无几，我能够直接沟通，有所了解的人，太少了！”毕文谦摇头笑笑，“刚才我想了很久，好像，我真的有过比较细致的交谈，并且还不算是国·家领导人的……好像，只有一个，申城的长者。”
“如果非要我推荐的话，那就是他了，也只能是他。不仅因为我只了解他，而且，他是一个富有文艺气质的从基层走来的工科高级知识分子，心是和人民在一起的；在86年京城、申城、庐州出现动荡的时候，他在申城处理事件的表现，把当时整个京城的一线直接领导人都比了下去。所以，我愿意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