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本是个超级穷鬼，偏偏要赌国运，和大清打甲午战争，列强一起围观，纷纷表示看好大清，大清自己也超级乐观，觉得对付洋鬼子不行，难道还怕你个日本矮子？何况北洋舰队账面实力比日本人强多了，没想到结局出人意料，北洋舰队彻底灰飞烟灭。

这次胜利，让日本人再也没法掩盖自己的野心，要求割让满洲和台湾，这两个地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好比毒蛇张开的大嘴一样，很明显要一口吞掉中国。

列强们打鸦片战争，主要目的是和中国做生意，并不想占领中国，主要是觉得占领的成本太高，中国有超过2000年中央集权的历史，组织力很强，不是那些印第安原始部落能比的。

但日本人这么一搞，让列强们都开始慌了，我去，不抢地盘就没了，这个时候，列强们才开始动起瓜分中国的念头。

德国人在欧洲崛起的晚，对抢殖民地没什么经验，见的世面也不多，之前和大清打交道的时候，表现比较温文尔雅，大清的官员对他们印象挺好。

年轻人没有武德，干事情很容易冲动，这次看到大清被日本矮子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就一点礼貌都没有了，借口一个传教士被杀，直接派舰队占领胶州湾。

国与国之间交战，肯定要找个理由，先搞外交，外交斡旋失败，才能动拳头嘛，哪有道理都不讲，上来就轮拳头的？又不是流氓打架，为啥说书上说德国占领胶州湾是“野蛮行为”，就是这么个意思。

野蛮归野蛮，大家有样学样，俄国占大连、法国占广州、英国租威海，到了这个时候，列强的心态开始转变，觉得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也要四分五裂了，当时大清是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是西亚病夫嘛。

列强们这样一搞，再傻的士大夫都看出来了，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了，亡国奴都没有好果子吃，这个时候，大清终于形成共识，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要搞改革，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

然后就开始搞新政，当时就搞了一些新媒体出来，比如各种报纸，以前抨击朝廷是灭九族的大罪，后来有聪明人就在租界里办报纸，天天在那里骂朝廷，大清警察没权利进租界抓人，只能干瞪眼，言论渐渐就开始放松了些。

还有取消科举，开办各类学校，关于科举多说两句，其实这玩意可以不用取消，稍微改变点内容，变成公务员考试就可以了嘛，选拔官员和高考完全不冲突。

广东也办了些学校，其中就包括广东法政学堂，陈炯明就是这个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学习成绩非常好，三好学生，属于通过读书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出来，无论什么时代，说读书无用论的那些人不是蠢就是坏。

陈炯明后来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大家知道这玩意是维新派搞出来的就可以了，准备学习英国，玩君主立宪，人在年轻时候接触到的教育非常重要，从此以后，陈炯明就深深迷上了民主，坚信民主才能救中国。

陈炯明后来跟着同盟会混，在广东组织人马搞暴动，辛亥革命后，胡汉民成为广东都督，孙先生后来把胡汉民喊去帮忙筹建临时政府，1911年底，陈炯明接替胡汉民，成为广东代都督。

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单独牵条线出来，介绍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了。

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收入十分可怜，被称为“关余”和“盐余”，啥意思呢？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剩下来的那点钱，北洋政府都穷的要死，地方政府和军阀就更不用说了。

穷则思变，军阀们转变思路，什么来钱快就干什么，比如搞鸦片种植，当时军阀主要收入来源靠鸦片，和现在的阿富汗一模一样，没有工业，农业又很落后，哪里来的钱买枪买炮？肯定贩毒来钱快嘛，所以中外的军阀都喜欢贩毒，现在阿富汗种罂粟就跟种麦子似的，属于地方军阀扶持项目，还可以获得贷款。

农民种鸦片卖给军阀，军阀贩毒后拿钱买粮食，再高价卖给农民，最后农民还是两手空空，一旦碰到天灾，那就是人道灾难发生的时候，大家都种毒品了，哪来的粮食？民国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饥荒，随随便便一次就死个几百万人，也没人关注，看看冯小刚的“1942”，就可以明白老百姓的惨状。

比如去年的蝗灾和新冠，对全球很多地方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有很多人饿死，有人肯定会觉得扯淡，我怎么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很正常，比如阿富汗，谁会去关心那些老百姓？哪怕阿富汗村里的老百姓饿死一半，都不会有人去报道，根本就没有记者会在那里出现，谁敢去，军阀就会干掉谁。

民国时就是这样的，斯诺就亲眼见证过，当时西北发生饥荒，持续三年，饿死很多人，国际救援组织搞了一批粮食，准备运往灾区，结果粮食中途就被军阀给截留了，充做军粮，一粒米都没有进入灾民口中，救援组织也根本就进不去灾区，没人保证你的安全，怎么去？路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群土匪把你给干掉。

还是摘录一段斯诺1937年写的原文，大家自己感受下：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胸部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这场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

斯诺当年在中国到处溜达，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路上的土匪和散兵的确太多，如果运气不好，被干掉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斯诺没有到处溜达，也就不会写下这些文字，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个了解，什么样的记者最伟大？斯诺这样的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