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10日—17日，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对于国民党左派来说，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也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作出了很多决议，最主要的决议是：取消主席和总司令的职务，实行集体领导，新设立集体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换句话说，取消蒋介石的最高权力，将他的权力分散到各个委员会。同时强烈要求汪精卫别休假了，赶紧回来当党和政府一把手，位置都给你留好了。1927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新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按照左派的安排，蒋介石将逐步被剥夺权力，然后边缘化，再无出头之日，很显然，蒋介石不是这么老实的人。

1927年3月上海南京先后光复，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很早之前，老牌革命家鲍罗廷就担心，一旦蒋介石进入东南富裕地区，有极大可能会和帝国主义或者他们的走狗买办阶级混在一起，这家伙已经隐约成为右派的新首领，不得不防啊。防什么呢？防蒋介石获得融资的渠道，鲍总控制蒋介石的绝招就是苏俄援助，一旦蒋介石获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援助，枪口还会对准帝国主义吗？那妥妥对准苏俄和左派啊。

作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斗士，鲍总当然明白先下手为强的道理，得知3月21日上海起义成功的消息，武汉政府立马派出外交、财政、交通三个部长奔赴上海，上海可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全国最有钱的人大部分都在这里，这里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老巢（租界集中区），准备全面控制上海，隔绝蒋介石和走狗们勾搭的空间。

3月23日，南京被攻克，武汉国民政府立即任命程潜组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程潜为主席，整个委员会共11人，基本都是左派，江苏是沿海富庶省份，也不能落在蒋介石手里。

3月27日，武汉政府发布通告，命令上海及江浙所有机关单位，财政税收事项只能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办理，其他一概不认，很明显就是防蒋介石伸出手来。

蒋介石会听从武汉政府指挥吗？显然不可能，他好不容易获得摆脱苏俄控制的机会，就是死也要抓住，未经武汉国民政府允许，频频会见上海滩的金融大佬。

关于他具体的表现，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总结的非常好，直接放出来：蒋在上海，帝国主义只看见他一人，不见有中国国民党及中央政府，外交、财政、交通都被其破坏。

蒋介石获得上海流氓以及土豪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在上海滩一文不值，蒋总司令的说话才好使。

蒋介石呆在上海的目的已经非常赤裸裸了，武汉政府急眼了，要求蒋介石立马离开上海，呆到军队里别动，在4月5日的时候，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废除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务，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企图用政府权力削弱蒋介石的军权。

当然，左派还没有天真到认为一纸命令可以束缚蒋介石，早就做好两手准备，在1927年3月下旬，命令程潜伺机抓捕蒋介石，程潜回答倒是干脆：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先生。其实程潜即使执行了武汉政府的命令，成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的两个心腹手下杨杰和贺耀祖已经拜倒在蒋介石的银弹之下，还咋个抓？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太掩饰了，他也拉拢过程潜，明确表示即将清党，希望程潜能支持他，被程潜同样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