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抓捕行动，张作霖的收获是丰富的，国共的损失是惨重的。

由于判断失误，坚信张作霖不敢在使馆区闹事，李大钊将大量机密文件存放在了苏联大使馆隔壁的旧军营，包括大量和共产国际以及南方国民政府的往来文件，这些都是极度机密，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看完肯定就要烧毁，李大钊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他全部都保留了下来。

仅仅凭借这些文件，张作霖完全可以判李大钊犯有颠覆政府的罪行，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这种罪行都是死刑。

但李大钊也不是能随便杀的，虽然张作霖很想这么干，但是也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李大钊是北大老师，社会名流，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导师，很多社会贤达的好友，李大钊被捕后，学生们游行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李大钊，社会名流们开始联名上书，展开营救行动，声势非常浩大。

在张作霖看来，这些都是毛毛雨，只要对方没有枪杆子，张作霖就不会怕，他真正忌惮的，正是如日中天的北伐军。

我们现在都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英勇无畏的共产主义者，其实回到李大钊被捕的时刻，李的公开党派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员的身份反而是保密的。

李大钊是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而奉军又是北伐军讨伐的对象，如果把李大钊杀了，彻底激怒了国民党，那就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就是张作霖暂时没动手的主要原因。

虽然没动手杀他，但李大钊身上有无数的秘密都是张作霖想知道的，比如和北伐军联络的内容，和苏俄合作的内容，关于中共的事情，这三伙势力在北方的发展情况，策反郭松龄涉及的人员等等。

让一个人开口的最好办法就是酷刑，把一个人的肉体折磨到极致，当无法抵挡极端的痛苦时，人的意志就会崩溃，崩溃了就会交待所有的事情，监狱就是干这行的，刑具就是折磨人的工具，能够让人筋断骨折皮开肉绽。

软蛋几乎不会受到折磨，看到这些阴森恐怖的刑具就尿了，还没来得及感受就全部都交代了，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全部感受一遍，甚至反复感受，直到体无完肤依然毫不松口，这个时候，负责审讯的人就会崩溃，在面临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时，情绪崩溃很正常。

只有意志力极度强大的人，才能完全克服肉体带来的痛苦，这样的人，我们一般都称之为英雄，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人。

京师警察局把所有的刑罚在李大钊身上用了个遍，完全没有让他多吐露一个字，他只承认自己公开活动的内容，比如在南方和孙中山合作时的内容，这点内容随便打听就可以知道，没有任何价值。

其他诸如和国民革命军的联系，以及和苏俄、共产党的联系，他一概不知，一个字都不肯透露。警察们恼羞成怒，疯狂折磨，企图让他屈服，把李大钊折磨到接近濒死的边缘，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李大钊虽然被抓住了，严刑拷打之下，张作霖毫无收获，正在束手无策，放吧，不妥，杀吧，不敢，正在万分犹豫之际。

正在张作霖惆怅之际，杀李大钊的机会突然来临了。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狂风暴雨。

苏联只是希望中国成为盟友，至于中国是否走社会主义路线，这个并不是苏联关心的事情，所以苏联是这样看待国共合作的，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两党精诚合作，打倒军阀，破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

如果中共能够老老实实，不要舞刀弄枪，不要发动群众，就坐在办公室当个穷酸文人，写写文章，喊喊口号，当个安静的民主党派，蒋介石会很高兴，张作霖也会很高兴，甚至还会很大度，支援点经费啥的，逢年过节坐在一起，品茶论道，其乐融融。

可是中共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突出的能力就是发动群众，不但发动社会上的群众，还要发动军校和军队的官兵，提出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彻底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

之前说了，关于中共发展武装力量，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有共识的，不过方式上有区别，陈独秀觉得中共必须独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李大钊觉得中共太弱小，独立发展武装的难度很大，不如先借助进步军阀的力量，打击反动军阀，最后促进进步军阀和国民革命军的合作，在最短实践内获得革命的成功。

不管怎么样，两位创始人都认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都赞成掌握枪杆子。

李大钊在北方联络冯玉祥，策反郭松龄，甚至鼓动吴佩孚，矛头全部指向张作霖，让张的统治受到极大威胁。

蒋介石的感受也很差，中共的动员能力实在逆天，在农村搞农运，在城市搞工运，气势磅礴，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中共的势力也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无论是军校的学生，还是军队现役的官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共产主义，愿意追随共产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