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作家忙着搞伤痕文学，忙着控诉、表达，他们没有珍惜自己文字与读者见面的机会，错误的以为，读者会永远的看下去，对他们那套东西痴迷下去。

有时候看看上面的文章，还不如我三十年代后期，当地下党的时候，和小衙门和机关结识过的那些小人物摆的龙门阵有意思！我去他们那坐冷板凳，喝冷茶，乱扯谈，摆龙门阵，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啊，其实仅仅是五六年后，到八十年代末，已经有很多作者感到“文学和群众之间曾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的如此之快，恐怕这是作者们该去反思的事情。

适逢川省文协在蓉城搞研讨会，一些年轻作家和老牌作家前去参加，大家建议，让这个余切来研讨会上聊聊他的见解，正好也借此见见，他是何方神圣。

黄兴邦的手里缺文章，他也跟着去蓉城公费旅游，和余切当面交流，最好是督促余切写一篇文出来，考虑要不要长期合作。

余切有可能是一个高产作者，他符合高产作者的基本特征：

无业游民，新人，喜好现实题材类型，文风独特——这种人往往在一段时期内，他的灵感火花仍然会闪烁下去。

另外，黄兴邦觉得《天若有情》的结局力度不够。

这也是需要再和作者本人讨论的。

接下来就是定研讨会的写作主题。在研讨会中，作者们会围绕着某主题展开创作，可以是某题材、某社会热点、某一名家的作品、某一文学流派等。

当下有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改开后的一系列社会变化，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等都是该变化下的附属内容。

其次是南方和邻居进行的冲突，这场战争自1979年开始，已经进入长期对峙阶段。军旅作家们创作的《高山下的花环》以及后面的《凯旋在子夜》都是这一时期的文章。

而在文学界，旷日持久的大事是对过去如何定义，对未来如何走向，乃至于随之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小说的潮流，借古喻今的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和西方文学的汲取，朦胧诗派的衰落、还有对启蒙、人道主义等的提起，在学术创作上对所谓“主体论”的宣扬等等。

一句话总结，这时候文学是很迷茫的，百花齐放和无序混沌是它的一体两面，而且有在往彻底的严肃文学转变趋势。

前面所提到的“失去和群众曾有的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也是这种向严肃文学而非大众文学转变，所酿造的苦果。

部分作者先自我孤立了读者，而后读者也抛弃掉他们。

好在，本次研讨会选择的主题并不是严肃文学，由马识途本人来决定，所以最终选择的主题是战争。

“这次来的年轻人居多，‘战争’这个主题，是否太大了？”黄兴邦其实不同意。

然而黄兴邦不得不同意，“就是要大一点。”因为马识途马大哥已经反驳了，“不大，见不出真水平！”

事情于是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