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打听那些老作家们，听说他们不断的向外放出消息，要‘归来’了，我想啊归来吧归来吧，文学正需要你们的余晖，我又听说，那些受到过打压的作家们，也仍然在努力的创作小说，在牛棚里面，在农场里面，他们是‘重放的鲜花’，连他们也离不开文学！文学是不会死的。”

“创刊后，又有几次风波，大家都以为不行了，最大的两次是没有出版号和要求我们管好自己，守住阵线——就是不让乱发小说嘛……后来我们都扳赢了，大家都以为是我有功，外面也这么传，我今天悄悄的告诉你，余切……”

王世民掐灭烟头，重重的说，“其实我从来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你相信吗？”

余切口干舌燥，说：“我相信。”

王世民笑着点头，“我根本就不知道啊，但是我还是做了，你又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等余切回答，王世民道：“因为要做大事情，从来就没有八九成的把握，这样人人都能做，那就不是大事情。”

“王主编……”骆一禾喃喃道。

而余切的胸中，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愤怒，这种愤怒让他快要烧起来了。

我只是想要写个小说，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大家过的更顺一点，少走点弯路。

为什么总要遇到这些？

文学为什么那么的难？

刘芯武不是一个只会以势压人的小干部，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有水平的作家，还是个文学研究者。

因此，在读完《天若有情》之后，他发现了这篇小说中的缺点：确实，为了吸引到读者，小说存在一些戏剧化的设定和桥段，这些本身来自于它的原作——作为一个故事片所存在的必要商业元素。

然而在八十年代初，这是有些突兀和稀奇的。

这既让小说得到了喜欢，也让小说露出了脆弱的一面：它是幻想的，它几乎不可能发生。

恐怕刘芯武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正在嘲笑：当余切遇见了社会事件，因此让小说得到超常规的追捧时，文艺界也正在进行另一个事件，你也想不到我能这样联系。

王世民不想让两个年轻人过于焦虑，尤其是不想让余切焦虑，“余切，你是个作家，你的任务是好好写小说，这些场外的事情我们来处理。”

他叹道：“幻想文学……幻想难道不好吗？人本来就是爱幻想的，为什么连幻想也要分个有价值和无价值的，谁不爱做白日梦。”

“我马上有个高级别座谈会要参加，到时候我代表《十月》和刘芯武沟通。”

“——那我们做什么？”骆一禾问。

“写小说，作家的事情，就是写大家喜欢的小说，说起来最简单，也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