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莫如不署名。”

“不署名我又何必写，不必多言，贴出去。”

“是！”

戴良论通篇没有戴良，戴良论通篇都在讲戴良。

蒙元灭亡时，起义军最大的敌人不是蒙古人，反而是各地地主组建的团练，他们从蒙元统治中获取利益，坚决维护蒙元的统治，与维护满清的士大夫一个道理。

“他怎能如此！怎敢如此！”陆居仁颤抖着看完戴良论，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士大夫不是不知道夷夏之防，这理论本来就是孔子提出来的，孟子也有过定论。

之所以到了宋朝变成忠君排头，还是宋朝得国不正，害怕有人有样学样。所以宋朝拼命压制武将，也拼命压制民族思想，愚民。

士大夫与皇帝共生共长，将忠君抬高就是因为皇帝需要。本身儒家就搞皇帝需要什么就说什么那一套，董仲舒独尊儒术那时就打了这个根基。

此刻朱雄英喊出夷夏之防，讲民族，那就会有一群士大夫改变方向，团结在朱雄英身边，为朱雄英呐喊助威。

正如那句话所说，自有大儒为我辩经。不是说说而已，知识分子为了自身利益，就是这般软弱。

讲民族与讲忠君对士大夫而言没有区别，有区别的只是个人，那些已经走在忠君路上的人很难回头，无法回头，陆居仁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哪怕朱雄英写了惊世骇俗的辩论，写了违背当下社会价值观的辩论，陆居仁也不高兴，因为朱雄英不是别人，他是皇太孙，是将来的皇帝。

为了巴结将来的皇帝，有的是人捧臭脚，而戴良、陆居仁这种依然着蒙元服装，坚持忠君论的人就会成为炮灰。

果然，浙江大量士人、儒生、官员开始跟着朱雄英讲话，就算没有朱雄英说得那么露骨，也会对愚忠展开讨论。

而天下儒生的目标，翰林院也立刻分为两派，讨论应该优先忠君，还是优先夷夏之防。

会如此轻易转变，除去朱雄英太孙的身份，主要还是朱雄英说的夷夏之防本身就是儒学的思想之一，所以儒生并不反感，说到底可能平日里儒生没事也做过这种讨论。

在苏州贴出戴良论后，朱雄英顺势释放了一些参与暴乱的地主仆从，让这些仆从给他们主人带句话：觉得戴良如何？

这些地主闻弦歌而知雅意，立马跳出来，宣称戴良不辨华夷，不知进退，为忠胡虏不从陛下征召，乃大罪之人。

朱雄英也投桃报李，给那些超出三百亩的地主之家想到了解决办法。

比如张家村、李家村的张三李四各拥有四百亩地，可以将多出来的一百零一亩地放到村庄集体名下，表示这一百零一亩地是村中共有，但先由张三李四家种，以后可以轮流或者重新分配，至于以后是多久以后，没有说。

见朱雄英松了口，江南地主们大喜过望，愈发支持朱雄英的论调。他们以为所谓的转移到集体名下只是说说而已，殊不知朱雄英给他们埋了雷。

事有轻重缓急，既然已经开了思想辩论的头，就必须优先完成，否则思想混乱，内部掣肘会出大问题。

至于那些还没有分出来的地并不要紧，大明此时还是地多人少的阶段，土地兼并还不是主要矛盾，可以暂缓。

况且已经位于集体名下，到时候按照集体土地处理，名正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