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上，在进入村庄时，我们寻找到万兵租住的一个当地村民的民房。这是一间面积不大，且设施简陋的平房，看到其中的状态，我就感受到万兵独自一人在异乡打工的凄凉。万民撕开贴在墙上的画报，从中取出两张纸币，原来是百元钞票。前一晚，万兵告诉他哥哥，这是他在这里打工仅剩的资产。

万民只拿走万兵的一床被子，其余物品全部抛弃。

我离开时，再看看这个房子及外面的状态，又涌上一股酸楚的味道，那种感受，只有独自来到异乡，冒着生命危险在地下挖煤后，你才能体会到。

回到矿区，我们又去那个四川大哥的饭馆吃饭，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煤矿老板势力大，对于万兵的工伤，要达到目的，难度非常大。我们拜托这位四川大哥设法寻找能帮助我们的好心人，促使那个煤矿老板尽可能依法赔偿万兵的工伤保险待遇。

当天，我突然接到舅舅的来电，他在电话中哭诉：我的外公去世了。我陷入悲痛，安慰舅舅，节哀顺变，并表达不能赶回重庆送别外公的歉意。

晚上，我们正要上床休息，突然有人猛烈击打房门，还在用力推动，并发出吼叫声。我们赶紧用木棒顶住房门，并呼叫旅馆老板将其驱赶。还好，旅馆老板很快就将其赶走。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来骚扰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煤矿老板指使的人干的。之后，我们外出格外小心。

由于煤矿老板仍对矿工领班的意见是，赔偿5万元，回重庆治疗。我们知道，煤矿老板肯定想万兵离开山西，但又不愿依法赔偿，对方一定也判断，我们也不可能在那里久留，我们也耗不起，所以，煤矿老板根本不急：拖。

第三天，按照前一晚我与万民商议的计划，我独自去一趟左云县安监局，看看能否督促该局协调那个煤矿老板，尽快给我们一个合法的说法。

我乘坐一辆普通客车，从燕子山街道出发，前往左云县城。

到了左云县安监局，见了相关科室人员，说明了情况，对方答应协调，于是，我离开，返回燕子山矿区。

在中途，我下车，路边不远处，有一个平地中的煤矿，可能是露天煤矿吧。积雪满地，我还是感到很冷很冷，对来此的结果心怀忐忑。那是重庆YC区一个同乡经营的，我进入那个煤矿，只是见到一个职务不高的人员，说明了来意，但对方不愿帮忙。我也理解其难处，道谢离开。那是原永川市检察院的朋友介绍的，称那个煤老板是YC区人，所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找了，结果如何，已不重要，碰碰运气吧。只可惜，万兵的运气确实太差，我的能力也糟糕透了。

回到燕子山矿区，我将情况告知万民，很是愧疚。午饭时，那个燕子山工商所的四川大哥告诉我们，下午去找找一个当地较大煤矿老板，看看他能否帮忙。

饭后，我与万民商议，已经好多天没有洗澡了，那个小旅馆连厕所都是公用，更别说洗澡了。燕子山镇场镇有个公共澡堂，我们赶紧去那里洗了个澡，然后租了一辆面包车，四川大哥带着我们出发。那个煤矿老板看在四川大哥的份上，会见了我们，但是，并未起到作用。

当时，还没有网络，我也曾经想过找DT市的媒体同行，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利益交织，担心找了也没用，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我们也想到过走程序，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但是，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哪有时间在那里消耗？我们只能速战速决，尽快接走万兵，因为他的骨折还未治疗，还要实施内固定手术。

到山西前，乃至到达燕子山镇后，我一直与重庆的一位律师朋友联系，咨询到底应该获得多少工伤保险待遇，程序怎么走。尽管我知道，按照当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万兵应该获得的赔偿金应该有数十万。可是，煤矿老板根本不答应，我们连老板是谁，他在哪里都一无所知，而当地也没找到援手，我们束手无策。

我们找来那个四川籍矿工领班，最后一次协商，对方答应一次性赔偿6万元。我们无奈答应，认命了。

煤矿老板方还提出一个要求，次日安排一个面包车护送我们到大同，签约拿钱。我们知道，这个老板怕节外生枝，以为我们拿了钱会反悔赖着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