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你们说的是阿四吗？他怎么了？不就是感冒发烧吗？至于要带走吗？转移的话又是要到哪里去呢？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们不能一句话不说就抓人啊！”

总算回过神来的杨守安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架势分明就和他前几天看的一部外国电影里演得一模一样，什么致命病毒席卷全世界，感染者无药可救，只能等死之类的情节。

一想到阿四很有可能像电影里那样，被扔到狭小密闭的房间里，和其他感染病毒的患者一起“痛苦哀嚎”，杨守安就是发了急，一个箭步就跑到了领头者的面前，连珠炮式的“质问”气势汹汹，让一旁的张叔都吓了一大跳，赶紧拽住他的胳膊将其拉开。

“请你冷静一点，具体的情况待会我的同事会来给大家做详细说明，但现在当务之急是把你的朋友送到医院去，我要强调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这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么一句话，就让原本梗直了脖子想要“拼命”的杨守安立马偃旗息鼓，他对“传染病”太过“熟悉”了，这三个字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悲惨的童年。

“天呐，传染病？那我们不会有事情吧？”

“是啊，我住的房间就在安子他们隔壁，那天晚上好像还碰到过阿四，完了完了，医生，快把我也带去医院检查吧。”

“年前我就听佛山那的亲戚提起过，说是那边有人吃野味染上的病，要不了几天人就不行了，没想到竟然传到了广州，哎哟，老天保佑，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可不能死在这里啊。”

车间里的人群议论纷纷，但杨守安现在没心思关注别人在说什么，穿上简易的防护服，带上厚厚的白色口罩，他便带着人飞速赶到了五楼的租屋。

由于太过紧张，杨守安手都在不停地打颤，好几次都没能把钥匙插进门锁孔洞，最后还是一个随行的警察看不下去，替他完成了开门的动作。

早就做好准备的医生们鱼贯而入，七手八脚地把躺在床上的阿四抬到了早就准备好的担架上，然后快速从杨守安的面前经过。

此时的阿四已经烧迷糊了，脸涨得通红，双眼紧闭在那无意识地哼哼唧唧，那样子让杨守安心里一紧，他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每天都睡在一个屋子里，竟然会对如此严重的病情一无所知。

“好了，放心吧，你朋友会被送到第一附属医院，那里有钟院士坐镇，他可是我们国家传染病的权威，就算阎王要人命，院士也能给你抢回来，好好在这隔离，一切听指挥，我们肯定能够战胜病毒的。”

原先领头的那医生拍了拍杨守安的肩膀，防护服和口罩遮挡了面容，但布满血丝的双眼和脸上清晰可见的勒痕都说明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休息过了。

一个阿四就已经让制衣厂差点陷入了“恐慌”，可和这些医生们所要面对的危险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

他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庭，也会害怕。

但在危难之际，当初穿上白衣时候的誓言会支撑着他们的信念，然后坚定而又无畏地站在羊城百姓的身前。

任你病毒再如何凶猛，我等也必死战不退。

随着闪烁着红蓝灯光的救护车渐渐远去，所有这些天与阿四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人员正式进入了隔离观察的状态。

涉及的范围包括二楼、三楼的打板厂和制衣厂，还有四楼和五楼的绝大部分出租屋，倒是慕慧娴的花店恰好春节歇业，她本人在正月初十以后也没有接触过阿四，所以并未划入“接触者”的行列。

中国人在大灾大难前坚决服从指挥的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在短暂的茫然无措后，无论是厂子的员工，还是租屋的租客们都很快就接受了短暂失去“自由”的事实，且井然有序地服从着一条条指令。

大家互相帮衬，安抚彼此的情绪，适时地提出生活上的需求，“隔离区”内临时的规则被迅速建立起来，而所有人都在自觉遵守。

这与杨守安所看的那部电影恰恰截然相反，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人性阴暗的宣泄”，有的只是对强大社会制度体系无条件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善良。

因为原来的屋子已经被封锁，制衣厂的职工宿舍又没有多余的床位，作为“重点观察对象”的杨守安只能被迫单独住到了张叔的办公室里，所**日里张叔就经常以厂为家，所以各种生活设施倒也不缺。

躺在沙发上的杨守安看着天花板发着呆，他原本还在惦记着阿四的情况，可突然间却惊坐起身。

“完了，把明天要去上海的事情给忘了，要赶紧和清茹说啊，不然她在火车站等不到我一定会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