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戴维斯证实道。“小心点，伊芙琳。这次很严重。”电话挂断了。

来自大学的电子邮件也来了，是一份参加同一会议的邀请函。一阵恶心感向我袭来。这不是巧合。这是故意的。

我找到了我以前的大学年鉴，它那脆弱的页面低语着过去的故事，我正在努力调和过去和现在。他在那里，迈克尔，年轻的傲慢和坚定的野心在他的眼中闪耀。但在他的照片下面，有一段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微小说明：“*关于去中心化系统的开创性理论，项目目前已搁置。*”一个早于他堕入黑暗之前的项目，一个暗示了他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项目。一个我理解的地基上出现的细微裂缝。

日子一天天过去，变成了几周，这段时间模糊不清，我疯狂地进行研究，并不时感到焦虑。防火墙基金会占据了我醒着的时间，但迈克尔的幽灵，他被废弃的项目，却困扰着我的梦境。我深入挖掘，筛选着被遗忘的新闻稿和晦涩的学术论文。他被搁置的项目的细节慢慢浮出水面，揭示了一个激进的愿景，一个旨在赋予个人权力、绕过中心控制的去中心化网络。一个与夜莺网络截然相反的愿景。

我了解得越多，事情就越清楚，虽然不是说一下子就理顺了，而是像一块复杂、让人有点不舒服的拼图。愤怒依然存在，但现在它与一种深刻的悲伤交织在一起，一种失落感，不仅为迈克尔所做的事情而悲伤，也为他被夺走的东西而悲伤，为那个被背叛和痛苦层层掩盖的理想主义青年而悲伤。

然后，有了突破。对迈克尔的论文导师阿尔布赖特教授的旧采访。教授提到了官僚障碍、来自强大公司的压力，以及对迈克尔开创性工作的蓄意压制。他甚至提到了名字——我认得的名字，科技行业的权势人物，我曾经钦佩甚至为之工作过的人。

我猛然意识到，他不仅仅是堕落了；他是被推下去的。他的项目被压制了，他的梦想被挫败了，他的潜力被扼杀了。而我，在我天真地追求在体制内获得成功的过程中，对地基上的裂缝视而不见。我成了那个让他失败的体制的一部分，那个让我们都失败了的体制的一部分。

我拿起电话，我的手微微颤抖。我拨通了戴维斯探员的号码。

“戴维斯，”我说，我的声音有些紧张，“我想我知道谁在幕后。而且这比夜莺网络更大。”

电话那头的沉默充满了未言明的含义，而那种一开始只是静默的嗡鸣，现在已经变成了我心中狂暴的风暴。我知道，战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