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子朱常浩是周端妃所生。六子朱常润是李敬妃所生。七子朱常瀛是李贵妃所生。第八子朱常溥，是李顺妃所生，二岁多就夭折，后被追封为永思王。

长子朱常洛以仁厚著称，朝野皆认为其将来可为明君。按照明室祖制中“无嫡立长”的原则，朱常洛是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皇长子。

然而，由于郑贵妃的干预和明神宗的偏爱，他的太子地位一度受到威胁。

郑氏初入宫时，仅为淑嫔。因其容貌艳丽出众，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

万历十一年（1583年），郑氏被超晋加封为贵妃，实际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她野心勃勃，善于逢迎，机智聪敏，能够迅速揣测理解神宗的心意，被神宗见之恨晚的知音。

三皇子朱常洵由于母亲郑贵妃的得宠，加之明神宗对次子朱常溆、四子朱常治的不幸夭折，一直愧疚于郑贵妃，因此朱常洵深得明神宗喜爱，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

神宗一度有意立他为太子，但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这引发了长达十数年的国本之争。

在这场争斗中，神宗对郑贵妃的支持显而易见，他多次拒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甚至不惜与朝臣对抗。

五皇子朱常浩性格与多数皇子不同，他虔诚礼佛，不喜女色，他直到二十五岁才成婚，这在当时皇室中是不可想象的。

朱常浩酷爱钱财，曾以筹备婚礼需要费用为借口，几乎每天都向户部要钱，逐渐积攒了大量银子藏在自己的宫中。

他和其他几位皇子都没有实力或年纪太小无法竞争太子之位。

郑贵妃一直以来积极谋划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成为太子，她曾提出“待嫡”之说，试图推迟立太子之事，但这一说法被大臣们推翻。

随后，她又提出“三王并封”的计策，希望将朱常洛、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个皇子都封为王，从而在地位上平等。然而，这一计策同样被大臣们识破并拆穿。

神宗迟迟不立太子，后来朝臣纷纷请立，自万历十四年（1586年）起，朝臣们就开始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明神宗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

此后，朝廷内部为立太子之事争吵不休，数位内阁首辅因此被迫离职，数百名官员卷入其中，一百多人遭到罢官、解职、廷杖、充军等处罚。朝臣们的坚持与斗争，使得明神宗在立太子问题上陷入了被动。

后来慈圣皇太后（即李太后）在立太子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从一开始就支持皇长子朱常洛，并在明神宗试图推翻这一决定时表示愤怒和支持。

李太后的干预，使得明神宗在立太子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她的意见。

最终，由于历史传统与祖宗家法的约束、朝臣的坚持与斗争、慈圣皇太后的干预，明神宗无奈选择了妥协，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册封朱常洵为福王，封地在洛阳，册封朱常浩为瑞王，封地在汉中。朱常润后被封为惠王，直到崇祯初年才就封荆州。朱常瀛被封为端王，封于衡州。

但此事让明神宗意识到，尽管自己贵为天子，但在立太子问题上仍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转而消极怠政。

朱常洵被册封后不肯出京受藩，朝臣又上奏催他出京。常洵出京后只一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忽然有人执枣木棍打伤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守卫，一路直入前殿，始被内监制服捕获。

这案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朝三大怪案之一“梃击案”，一时闹得满城风雨，震动京城！

太子常洛有护卫保护，虽然没有受伤，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人敢闯进太子所在宫殿慈庆宫，打伤卫士，这真是从所未有之怪事。

尤其奇怪的是，那执棍闯宫的人，自称叫张差，说话举止，疯疯癫癫，太医会诊，也不敢断定他有病无病。

三司会审，要他供出主谋，他便胡说八道，报了一大串大臣和宫中太监的名字，也不知那个是真，那个是假。

结果朝臣阉党，皇亲国威，纷结党羽，相互攻讦，一方说是郑贵妃指使太监郑天宝、刘五成勾结张差进行刺杀；另一方怀疑是太子自演自导的一出苦肉计，目的是借此陷害郑贵妃。

神宗皇帝朱翊钧此时已经是个很昏庸的人，毫无主意，今日听这个朝臣的话，明日又听那个阉党的话，弄得牵连日广，朝中人人自危。

连云文耀那样一个不好管闲事的官儿，竟然无法置身事外，也被人陷害，牵连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