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套过后，众人落座。

《燕京文艺》主编李轻泉也不作什么旁敲侧击，直接开门见山问起了刘文斌的创作初衷，

“文斌，同样是描写反映知青下乡生活的故事，但是在伤痕文学潮流风起云涌之际，你为什么不跟风，一样地去写知青们的各种生存不易。

反而另辟蹊径，而且用了非常欢乐笔触，描写知青们多么多么积极乐观。

尤其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消息传来，知青们更是理解多过抱怨，几乎都没有什么激烈思想转折，便很积极主动就集体投入了高考大军的洪流当中。

在这一点上，你的文章内容表达侧重点，居然着力在知青们的积极向上姿态上，这可是有吹捧当下之嫌。

你不怕，文章发表之后，会被全国的读者们所误解吗？”

一旁的严教授，亦是表情凝重，紧盯着刘文斌，想看刘文斌会是什么表情反应。

有幸被允许在座旁听的刘镇云。

听到李主编上来便抛出如此深刻话题。

顿时脑子可就有些乱了起来。

心情更加紧张无比，一时之间居然都忘记了呼吸节奏，一口大气憋在心口，脸都快要憋紫了。

刘文斌没有什么受惊吓慌乱表情反应。

听话听音，他自然是一下子就听出了李主编的弦外之音。

人家并非找上门来否定他的创作，反而是在，想要探究他创作初衷，究竟是全凭本能意识，还是说真的对社会风潮变幻，有什么过人的辨析解读能力。

说白了。

所谓的伤痕文学大流行。

从77年刘新武在《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开始，再到卢心华次年在《文汇报》发表《伤痕》，反映特殊时期知青群体生活的伤痕文学达到了最高潮。

这一股风潮在文坛可谓是愈演愈烈。

然而凡事从来皆有两面性。

持续到今天，这股风潮，在真正地文学创作圈子里，已经引起了一些富有卓见文坛大佬们的警惕。

大家都在一股脑儿地伤痕来去，控诉来去。

然而真正属于真知灼见级别的思想文章，却根本是乏善可陈。

也因此，在忽然间看到《高考1977》，这样的一篇风格迥然不同文章的那一刻，对李轻泉而言，不啻如获珍宝，越发感慨于这一篇作品的及时出现。

自然而然地，对写就这样一篇作品的作者，生出了一探究竟之心。

原本严教授给他递来稿子时。

窃以为作者是燕大中文系科班在校生的大作。

后来深入一了解，作者居然是个连续三年高考落榜，如今在燕大后勤烧锅炉的临时工小青年。

乖乖。

这无形当中，越发引得李轻泉好奇心大作。

于是乎这才有了借周末空闲，找上门来约见刘文斌的一幕。

“李主编，我要说自己是对某个社会现象，因为有了深刻认知与反思，于是乎这才写就《高考1977》，您指定也不能信。

其实我的创作初衷，真没想太多。

也就是有感而发，身边曾经真实经历的一些事情。

恰好来到燕大之后，看到校园内莘莘学子无数，入眼所见，到处皆是朝气蓬勃未来。

心中有所触动之余，便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仓促创作出了这个作品。

至于其他的，我真没想太多……”

好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