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令人向往，但可疑令人排斥，在一面向往一面排斥的情况下，如果发现有男女同学牵牵手或涉嫌亲热状玩耍，好事的男女同学便作酸涩状窃笑、白眼或非议：某某和某某搞对象呢某某和某某相好呢某某和某某两口子呢甚至有顽劣的男同学会耻笑道，俩人儿困觉呢！搞破鞋呢！

可疑的东西如果费尽脑筋都解不了惑，那东西便会被排斥大家虽然都不知道男女同学在一起涉嫌亲密具体有什么不好，但都知道那想当然是丢人的不好的事情。

既然是丢人的不好的事情，那就理所当然地应当避嫌，不光要尽量避免互相间说话学习上的事情应当除外，必要时还要在课桌上划下“三八线”，互不越界以避嫌。如果这些还不够排除自己的嫌疑，那么来吧吵架！再不行打架！都打架了，你还能说我有嫌疑吧？那时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儿女们已经不乏有人对这一切既排斥又被吸引，但罪恶感和羞耻感总是占上风的，就算被吸引，也不能表现出来。

那时的赵保安也实在想不通男女青年成为了新郎新娘后，那一对漂亮而又圣洁的新人怎么可能跟那些骂人的脏话有关系。他一直相信大人们对他说的，他，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爹娘抱来的，捡来的。他那时深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专门长孩子的地方，就如苹果树开花结果一样，一结果一大片。想要孩子的新郎新娘会像到苹果园摘苹果一样，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苹果摘了去，养在新娘的怀里，养得会哭会叫了便成为了自己的孩子。至于男女一起“困觉”这个词，他知道它是个骂人的词，但他想象不出它跟罪恶的“性”有什么关系。

那时的赵保安想当然认为，在这方面，程丽薇跟他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自从程丽薇开始抱他亲他，他便想不通了，只比自己大一岁的程丽薇，缘何胆子比起男生还大呢？这难道不是羞耻的吗？难道不是不应该的吗？

在那个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时代，家里孩子像猪仔般一窝养的父母们本就被没完没了的农活和琐事忙得没日没夜头下腚上，对孩子进行的是“牧羊”式教育，学校老师也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嘴里全是土话，肚里全是土货，对学生的教育全是“庄稼把式”。那年月，绝无人会想到“土生”和“野长”这两个词会成为今天饭桌上的时尚，但其实，这两个词在那个时代已露端倪，至少在河西村小学是这样的。

那时河西村小学仅有的两个老师男老师赵学齐和女老师朱时雨便是“土生”的代表人物，而班上的“爬窗党”，便是“野长”的代表人物。

河西村小学校的赵老师和朱老师虽然土，却都是全能的，包括体育、音乐等所有小学课程他们都能教。那时候河西村小学是一到四年级，五年级要到吴庄村去上。河西村小学共有三间大教室，学前班幼儿园一个大教室，一至四年级共用两个大教室。起先是一年级和二年级合用一个大教室，三年级和四年级合用一个大教室，后来发现这样有问题由于只相差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心性和掌握的知识接近，互相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后大家互不相让，很容易发生打架。而且，经常有聪明却调皮捣蛋的学生，自己年级的课程一问三不知，邻家年级的课程倒是对答如流，背诵得滚瓜烂熟。后来在赵老师的提议下，学校改成一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

所谓的“爬窗党”，即班里几个最调皮的贯会逃学的男同学。他们极善于在赵老师讲完课去院子里溜达时，极麻利地打开教室后窗，敏捷地跳出窗去。由于那时村里所有房屋包括小学校都是一层的，春夏秋季节那教室后窗又都是敞开的，这便给爬窗党们爬窗逃学提供了绝好条件。

他们每次跳出窗后转瞬间便如逃狱犯人般没入了教室后面的青纱帐或白杨林。他们去到那铺了花地毯般绚丽而松软的白沙河草滩上，一个个都变成了摔跤高手，摔得满身尘土草汁，磕碰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甚至流血都不在乎他们逃入夏季里那被杨柳岸、红柳滩、白杨林、绿草滩、白沙滩熨帖地搂在怀里的清凉的白沙河，光屁股跳进河里边浅处捞鱼摸虾抓螃蟹，打水仗，有时裤子鞋子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涨漫的河水冲走了都没发现甚至溜进河岸上看瓜人偶尔玩忽职守的翠绿瓜田间，各偷得一只翠皮大西瓜，然后抱着钻入青纱帐，将瓜砸开狼吞虎咽或钻进秋季里高天流云映衬下的无垠秋色里、果实间，与狐兔一起演绎秋的童话。

由于冬天教室的后窗都是用砖泥封死的，那时跳窗党们便摇身一变成了“爬墙党”，在下课间隙瞅准机会翻过校园那老得少牙没口的砖墙，溜到冻得梆梆实的白沙河冰面上，不用任何滑冰工具，一个个都变成了滑冰高手，令稚嫩的灵魂再无束缚地飞翔、飘移或扑进冬日童话般的雪原间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畅意展露自己的行为艺术。

放纵的结果是，在赵老师和朱老师玩尽花样的惩罚后，紧跟着家长的虎啸狮吼、棍棒伺候。但爬窗党们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装模作样地老实了不长时间后，依旧难禁自由和大自然的诱惑，再次犯下错误，引来赵老师、朱老师和家长更为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