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永康的声音陡然拔高，带著 “痛心疾首” 的决绝，“我没办法，才下令让巡特警开车逼停。我知道王阳阳是烈士独子，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百死莫赎！可我穿著这身警服，我得先护著更多老百姓啊！”

说到这里，他猛地抬起头，对著扩音喇叭的方向，声音哽咽却掷地有声：

“赵组长！指挥失误是我的责任，撞车的命令是我下的，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哪怕判我死刑，给王阳阳同学赔罪，给王鸿哲烈士赔罪，我都认！只求组织上別追究底下警员的责任，他们都是奉命行事……”

一番话说完，现场竟诡异的安静了几秒。

龚永康演得太真了。

满脸的伤是真的，沙哑的声音是真的，“以退为进” 的担责姿態更是挑不出毛病。

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两难的抉择者 —— 一边是烈士遗孤，一边是无辜群眾，他忍痛选了多数人，还要背负所有骂名。

这哪里是作恶的贪官，分明是忍辱负重的好官。

围观的人群里，已经有人开始动摇了。

“…… 听他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 一个大妈小声嘀咕，“要是真有劫匪抢了枪往国道冲，確实不敢硬拦啊。”

“可那块牌匾呢？他踹碎烈士牌匾也是真的啊！” 有人立刻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