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君肯定地说：“从倒转的录像上看，就在刘健和谢迁两位主考大臣闲谈之间，顾鼎臣已经把策问试卷答完。但是仔细检查后发现，在翻页时因为粗心大意，试卷本中误空了一页。他赶紧在空白的那一页上补写了一段转折文字，而且补写得承上启下，天衣无缝。所以我可以肯定，顾鼎臣并没在意两位主考大臣的谈话，也不是鬼使神差的巧合，他在破题、承题和起讲这三段落中已经明确提出了以周文王之心，行周文王之道这个中心思想。”

顾撷冈赞赏道：“文昌老兄，你分析得很有道理。我们继续看顾鼎臣在下面的入手、起股这二段中是如何阐述这个中心思想的。”

尧之明峻德以至于和万邦，舜之徵五典以至于叙百揆，禹之敷率

常，汤之绥猷修纪，文武之迪彝伦建皇极，至若精一执中之授受，典

礼损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是道也，大公而至正，尽善而尽美，

不狃于功利之好，不牵于诈力之私，小自于一身而冒于六合之在，近

自于日用，而放乎四海之远，造端于愚夫妇所能，而极于天地化育之

所不能，尽实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尧之历象授进，垂衣制器。舜

之封山浚川，颁瑞考绩。禹之慎财赋，治典则。汤之懋功赏，制官刑。

文、武之奠丽陈教，列爵分土，至若封建井田之制，学校征伐之典，

此帝王之法也。是法也，详为之虑，曲为之防，本诸身，征诸庶民，

法乎天时，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当百世守之而弗者也。

道以立其体，而法于善其用，致治之盛。万世如见，有由然矣。

文昌君说：“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顾鼎臣对尧、舜、禹、汤和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帝王的立国之道，治国之法，非常赞赏。他认为立国之道必须大公而至正，尽善尽美，不狃于功利之好，不牵于诈力之私，也就是说立国之道必须大公无私，公平正义，不急功近利，不贪图一己私利，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治国之法应该法乎天时，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也就是说治国之法应该做到合乎天时、地利、人情和风土习俗，也就是人性化地立法、执法。最重要的是道以立其体，而法于善其用，也就是要从国家体制的层面上治理国家，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这种治国理念和策略对现代国家的管理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十六世纪的顾鼎臣能够提出如此超前意识的治理国家的策略，非常难能可贵，可惜明朝的弘治皇帝并没有采纳顾鼎臣的安邦定国之策。我们继续往下看他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写得怎样？”

自是以降，若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于前，守成于后，其道与法

固出于帝王。然徒窃夫秕糠至似而无其实，得夫糟粕之浅而失其真，虽

有事功，不过小补，其孰能与于古哉？圣策继及乎此，臣有以知陛下陋

汉、唐、宋于下风。而有所不为矣，臣请摭诸史册而陈其概，可乎？

汉高祖之豁达大度，孝文之清净玄默，唐太宗之聪明英武，玄宗之

好贤乐善，宋太祖之严重孝友，仁宗之温恭节俭。于道似有得矣。然而

杂霸术、尚黄老，大纲不正，闭门惭德，仁厚有余，刚明不足，非帝王

之所谓道也。汉之著律令，定税赋，唐之租膺调、府卫兵，宋之序资格、

严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不事诗、书，礼文多阙，矜骋矜大之

心，极奢侈之欲，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非帝王王之所谓

法也。盖斯道既微，法亦随变，治效之成，终不古若，何足疑乎？

顾撷冈说：“顾鼎臣在这两段文字中，把古为今用的要则说得非常明白，前一段说学习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之道，不能学其秕糠至似而无其实，不能取其糟粕之浅而失其真，也就是说学习汉、唐、宋贤明之君必须去其秕糠糟粕，而取其实质和真实的东西。后一段总结了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时的圣策要义和治理政绩，同时也指出了杂霸术、尚黄老，大纲不正，闭门惭德，仁厚有余，刚明不足和极奢侈之欲，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等等致命弊病，以至于道既微，法亦随变，治理成效怎么能赶超古代贤明之君呢？。顾鼎臣高屋建瓴，辩明是否，分析研究得非常透彻，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