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翟俊平给陈国平打去了电话。

陈国平那边吵得很，像是在饭局上。他一接起来就说：“俊平？好小子！青岩的事我听说了！三十一的县长，你师叔我三十一的时候，还在学校给学生改作业呢！”

“师叔，您先别高兴。我想请您帮我打听打听。”

“打听啥？”

“上面的意思。”

那头的热闹声一下子远了，像是他捂着话筒出了包间。过了一会儿，陈国平的声音再响起来，周围安静了：“你等我两天。”

两天以后，陈国平回了电话。这回他一句玩笑也没开。

“我去王书记那儿坐了半个钟头。”他说，“没直接问，就聊了聊明年的换届，聊了聊应天的旧城改造。快走的时候，王书记送我到门口，说了一句话。”

“啥话？”

“他说，汉江这两年，经不起再折腾了。”

翟俊平拿着话筒，没出声。

“俊平，你在下面这么多年，这句话啥意思，不用师叔给你讲。”陈国平叹了口气，“刘模的事刚了，全省上上下下震了一回。明年县乡换届，后年省里换届。王书记刚接手，求的就是个稳字。”

“师叔，东扩的批文，江滩的批文，上面都有签字……”

“签字？”陈国平打断他，“一个厅长签几份批文，人家说是支持地方发展，最多算个工作失误。你说他拿了钱——钱呢？钱在哪儿？你拿得出来？”

翟俊平答不上来。

“去青岩吧。”陈国平的声音软了下来，“三十一岁的县长，组织上看重你，安江的事，放一放。该出来的，总会出来。师叔不会害你。”

“我晓得您不会害我。”翟俊平说，“我就是……不甘心。”

“不甘心的事多了。”陈国平说，“你师叔工作了这么多年，不甘心的事一年能碰上八十回，哪回不是咽下去？时间还长着呢，往后还有机会。”

翟俊平捏着话筒，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师叔，我能不能……跟省里说说，晚半年再走？”

“晚半年？”陈国平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考察对象跟组织讲价钱？俊平，你在机关里也待过，这话你自己听听，像不像话？组织上定了的事，只有服从，没有商量。”

翟俊平不吭声了。

挂了电话，翟俊平又打给秦夕鸿。

秦夕鸿听完，在那头沉默了好一阵，只说了一句：“这一回，我不好说话。”

“书记，我明白。”

“你不明白。”秦夕鸿说，“你嘴上说明白，心里在骂娘。骂吧。骂完了，想清楚了，再给我回话。”

那天晚上，翟俊平把周峰叫到家属院。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两瓶本地的江口大曲，两个人对着喝。

一开始是周峰骂。骂杨国林，骂吴合，骂马国梁那把新壶，骂着骂着，翟俊平也开始骂了。他平时在人前一句粗话都不说，那天晚上骂得比周峰还难听，骂到后来，把酒杯往桌上一墩，酒洒了一桌。

“老子不干了！什么县长，什么青岩，老子回应天带孩子去！我手上的钱够吃三辈子的，我在这儿受这窝囊气干啥！”

周峰本来已经喝得眼睛发直，听了这句，酒醒了一半。他把筷子放下了。

“你说啥？”

“我说我不干了。”

“你放屁！”周峰一下子站起来，椅子往后倒，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你再说一遍？当初是谁把我从陵东拉过来的？是谁跟我说，安江这块铁板，咱们一定要撬开？现在撬开一条缝，人家伸手给你合上了，你就要当逃兵了？柳湾那些人咋办？王秀英那两万二是要回来了，别的呢？一千二百多万！两千四百万的堤！就这么算了？”

“不算了你说咋办！”翟俊平也站了起来，嗓门比他还大，“东西全交了，人全翻了，人家现在要把我送走！你告诉我，我还能咋办！”

“我不晓得咋办！我就晓得你不能跑！”

两个人隔着桌子，红着眼瞪着。

周峰先泄了气，他弯腰把椅子扶起来，坐下，拿手背狠狠抹了一把脸。

翟俊平也没说话，坐下来，把两个杯子都倒满，推了一个过去。

周末他回了应天。

陈玉婷做了一桌子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都是他爱吃的。他吃得心不在焉，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四岁的翟承砚坐在儿童椅上，叽叽喳喳说幼儿园的事，说今天老师夸他画的太阳圆，他嗯嗯啊啊地应着，应了好几回“是吗”。

晚上孩子睡了，陈玉婷收拾完厨房，擦干手，在他对面坐下来。

“说吧。”

“说啥？”

“你自己心里清楚。”

“没啥。组织上要提拔我，去岭西当县长。”翟俊平说，“想通了，去。”

陈玉婷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从安江回来，瘦了十斤，眼睛底下都是青的。你要真想通了，你会睡不着觉？”陈玉婷的眼圈红了，“你在陵东被人举报，被省纪委带走，回来跟我说‘没事，就是去问了几个问题’。啥都不跟我说，啥都自己扛着。我是你老婆，不是你领导，你在我面前装啥？”

翟俊平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卧室的门开了一条缝。翟承砚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揉着眼睛：“爸爸，你是不是不高兴？”

陈玉婷起身，把孩子抱了回去。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她没再坐下，站在他身后，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搭了很久。

“俊平，你去青岩，我带承砚去看你。山里头空气好，他整天嚷着要看猴子。”她说，“就一条，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