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羽在写国策时睡着了，这其实不能怪公子羽，要怪只能怪他的两个族弟水火不相容，让他不得不分开，这才造成了他昨夜没睡好。

当然，这种理由自然是不可能解释给公叔牧听的，再说了，你就算解释了，人家会听吗？关人家什么事？

所以公叔牧认为他实在是荒唐至极，然而他却只能苦笑。

写国策，无非就是指出中国未来的路该如何走。首先，给中山国的定位很是重要。

纵观先秦诸子之学，最合适的莫过于墨家。而最实用的莫过于纵横家。

中山国是在燕国、齐国、赵国等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墨家之所以适合中山国，在于墨家的非攻，简而言之就是反对非正义的侵略兼并战争。

中山国国小，国力远不及这些大国，所以很难进行兼并战争，不会进攻他国，在外交上倡导非攻，若别国来攻，就会站在道义的一边，得到墨家的支持。要知道墨家可不仅仅只是一家学术派别，墨家可是有组织有“首领”的江湖力量。而且墨家的机关术，在这个时代来说算是“超时代”的技术。

推崇墨家之学，博得墨者的支持，别国来攻，就会有墨侠来中山守城。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故而，公子羽在第一排竹简上，写下国交，外崇尚墨者之非攻，任墨者为官，借墨家之术筑高墙！

在公子羽看来，只用墨家的非攻还是太过理想化，你一国推崇墨家之学，别国是不会承认的。他们该兼并还是要兼并。

所以就有了纵横家的主张来调和理想化的外交方略。

国交其二，“合纵”扛以“连横”，“连横”制以“合纵”。

公子羽的合纵连横并非是合五国抗衡秦国，他指的“合纵”是依靠三晋来制约齐国，若是三晋对中山有非分之想，就“连横”联合强大的齐国，来对抗三晋的进攻。

战国的天下大势，魏国衰弱之后，东边要起来一个齐，西边要起来一个秦，在这种历史的夹缝中，不仅是中山国要见风使舵，就是像燕赵这样的大国，都得“朝秦暮楚”，更何况是中山这个“千乘之国”呢？

中山国位于多个强国的交界之处，而且又是在太行东麓的平川之上，没有任何侥幸可言，中山国必将成为四站之地。

成为墙头草或许很丢人，但是没有人可以指责。因为任何手段都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是无罪的。

国交其三，游离众国寻求发展。这第三条就是为前面两条做一个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些，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也就相当于一句废话。

国策其一，鼓励农桑，设塞积粮。这一点公子羽以河头里为例，陈述了农桑各种的先进技术。这一点也是公子羽最有竞争力的一点，不管是什么政策，都比不过先进的耕织技术。

国策其二，言明律法，以法治国。别看这一点形同虚设，实际上牵扯的东西却有很多。要说明这一点，得先说说铭法的形成，说到青铜铭法，就得说到一个人郑国子产。

子产铸鼎，将刑法铭刻于青铜鼎上，让世人都明晓礼法。也就是说，在子产之前，国家的法律，国家的子民自己是不知道的。而法律的尺度则掌握在世家贵族的手中，世家贵族拥有法律的解释权。

因为子产得到孔子的“爱有差”偏爱所以孔子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说什么，而在二十年后，晋国铭文铸鼎，把律法刻在青铜鼎上，却遭到了孔子的抨击“晋国要亡！”。

而孔子抨击的观点是，“你公布了法律臣民就不再畏惧你们贵族了，最后导致礼崩乐坏。”

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孔子对自己学生的偏颇，重点是公布法度是对世家贵族利益的侵害。世家贵族没有了法律的解释权，就会丧失一定的权利。还有一个隐患就是人们会根据法律条款来钻法律的空子。

在法律公布以来，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

公子羽之所以提出这一点，则是基于公布法律对国家的益处。在中山国西边的魏国就是很好的例子，魏文侯任用翟璜、李悝等当时著名的变法家，使得魏国强盛一时，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李悝的法经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法典。

公布法度的同时，也在增强统治力。权利是此消彼长的，国家增强统治力，世家大族某些权利必定会别削弱。而中山要想强大，这是不得不走的路。

公子羽之所以敢提出来，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中山国特殊的统治形态。

君权之下，皆为庶民。

君王言出法随，国君的话，便是这个国家的律法。而与别国不同的是，中山国的法律具有强烈的随意性。举个例子，比如周礼规定有爵位的士族卿大夫，享有国家的俸禄，而在中山不同，贱公子不得食羹。一国公子若是受国主轻贱，则是没有任何保证。饭也吃不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中山国的贵族阶层在国君面前，是没有任何特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