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历史）

一、凡官户、有出身人，依官品、科第高下，分等出资或出力，以助修路、浚渠、筑城寨、建安置房等事。

二、其事由各乡士大夫公推一人或数人总领，州县官只司备案，不加强迫。

三、工程毕，由州县勘验，若坚固合用，即行张榜，具列姓名、官爵、科第，以彰义举。

四、凡有义役义修之功者，遇科场、铨选、差遣，当优先参酌录用。

五、其经费出入、人工多寡，每岁由乡里士人自为簿书，呈州府备查，务使公私两便，族里无怨。

治平三年的暮春，汴京的午后总带着一丝慵懒。垂拱殿内，金砖墁地，光洁如镜，倒映着梁间画栋。御座旁的四足莲纹香炉里，龙涎香已燃至尽头，最后一缕青烟袅袅散去，只余下满殿沉静的檀木余味，像极了这个王朝此刻的气氛——看似安稳，实则内里已空。

赵曙醒了，靠在御榻的凭几上，脸色仍是病态的苍白，那是多年惊悸忧思留下的痕迹。但今日不同，他的眼神不再游移，而是像淬了火的寒冰，清明得让人不敢直视。他面前摊着一份誊写工整的黄麻纸，标题赫然是：《义役义修章程》。

殿内寂静无声，连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几位重臣屏息凝立，谁也不敢在这位多病天子面前多言半句。

赵曙伸出枯瘦的手指，轻轻点在那个“义”字上。指尖冰凉，触感粗糙。

赵曙开口了，声音沙哑，却字字千钧的说道：“朕以为，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太猛则焦，火太弱则生。此法，火候正好。”

赵曙顿了顿没有问众人的意见，也不需要问，斩钉截铁的说道：“就这么定了！”

曾公亮出列，这位枢密使兼宰相，向来以老成持重着称，此刻双手接过那份轻飘飘的纸张，却觉得重若千钧。他展开黄卷，目光飞快地扫过，只一眼，他便读懂了其中的玄机。

这不是一道普通的政令，这是一盘死棋里的活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曾公亮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每个字都像是投进水里的石子。

当念到“凡官户、有出身人，依官品、科第高下，分等出资或出力”时，殿角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吸气声。

当念到“州县官只司备案，不加强迫”时，殿内的呼吸声几乎停滞了。

不强制？好一个“不强制”！

韩琦站在最前面，这位三朝元老，曾经力挽狂澜的魏国公，此刻眉头紧锁如川。他听得真切，这哪里是不强制？这是要用士大夫的脸皮、名声和前途来做抵押。你不出钱？那好，明年乡试你的子弟别想走“优先录用”这条路；你不修桥？那你就看着邻乡的族谱上刻着别人的功德，而你们家遗臭万年。

这是阳谋！

韩琦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咽下了一口涩苦的唾沫。他想起了王安石那咄咄逼人的青苗法，那是明抢；而眼前这个，是温水煮青蛙。但他找不到任何反驳的理由。章程里写满了“义”、“助”、“公议”，你要反对，就是反对圣人教化，就是不顾桑梓之情。

韩琦终于出列，声音苍凉而疲惫的说道：“陛下……以此导民向善，化俗为政。若出于乡人之公议，而非官府之科配，老臣……亦不敢不从。”顿了顿，眼神锐利起来，说道：“只是，需防胥吏借机勒索，变了味道。”

赵曙倚在榻上，嘴角竟泛起一丝难得的笑意，那笑意里带着几分病中的狠厉：“韩卿放心。胥吏若敢伸手，朕的刀，比王安石的青苗法更利。”

程颐站出来了，这位理学的奠基人，一身素袍，面容清癯，眼神里透着对世间万物近乎苛刻的道德审视。他看着那份章程，就像看着一件被玷污的圣物。“义”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慎独”，是“诚”。怎么能和“科场优先”、“铨选优待”挂钩？这是把仁义道德放在秤上称斤论两，这是对天理最大的亵渎！

程颐的手在袖中攥紧了，指甲掐进了掌心，想大声疾呼：“陛下！不可！此举乃诱之以利，非纯臣所为！”

但程颐开不了口，他只要一张嘴，就会被扣上“不恤民情”、“不顾家乡水利”的大帽子。流民遍地，河道失修，你程颐难道要眼睁睁看着百姓淹死，也要守着你那套空洞的天理吗？

程颐憋得满脸通红，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一头被困住的牛。他挣扎了许久，终于在那份巨大的政治正确面前败下阵来，挤出了一句极其拗口、连他自己都觉得无力的话，说道：“臣……唯恐上有市恩之意，下生侥幸之心。须出于诚心，不可使义举变为市义。望陛下诏示：凡以此求进者，当严审其心。”这算是反对吗？不算。这算是支持吗？也不算。这是文人在绝境中发出的最后一声闷哼。

苏轼站出来了，与程颐的僵硬不同，苏轼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轻盈的喜悦。苏轼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闪着光，仿佛看到的不是苛捐杂税，而是一座即将由他亲手题字的丰碑。修路？好事啊！浚渠？功德无量！还要张榜表彰？还要写《义桥记》、《义役碑》？

苏轼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幅画面：眉山脚下，苏某人身着锦袍，手持图纸，指挥乡民修桥铺路。工程落成之日，万众欢呼，而他挥毫泼墨，一篇千古文章就此诞生。那石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刻着他苏子的功绩，流芳百世。

苏轼打破了大殿的沉闷，声音洪亮的说道：“陛下圣明！此法若行，臣愿首倡于乡里！士大夫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正该为乡里做实事，而非空谈误国！臣这就去拟几篇劝谕文书，让天下士子皆知陛下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