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像一条疲惫的老蛇，在铁轨上喘息了一整夜，又拖着沉重的身躯爬过了一个上午。

吴福辉觉得自己的骨头架子都要被震散了。

7月11日的下午，热浪裹挟着煤灰味扑面而来。

北京到了。

对于从鞍山小镇出来的吴福辉来说，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瓦都透着一种让人眩晕的庄严。

但他顾不上眩晕。

7月12日中午，他拖着简单的行李，跨进了燕园的大门。

未名湖的风带着水汽，吹散了他身上的汗味，却吹不散心头的紧张。

他被安排住进了未名湖北岸的一座老房子。

考生们私下里给这地方起了个瘆人的外号——“蝙蝠楼”。

这名字起得一点没错。

吴福辉花了一块多钱租来一块门板，又铺上一领凉席，仰面躺上去的时候，脖子都发酸。

大厅的顶棚极高，光线昏暗。

只要往上一抬头，就能看见黑压压的一片。

那是蝙蝠。

成群结队的蝙蝠在横梁间飞来飞去，翅膀扑棱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被无限放大。

尤其是日落时分，那动静简直像是在开一场混乱的空中集会。

同屋的几个考生对此烦不胜烦，有人甚至挥着蒲扇咒骂。

但吴福辉看着那些黑影，心里却莫名生出一股奇异的安宁。

大伙儿单纯，没按传统那一套去想。

若是按老理儿，“蝠”通“福”。

这满屋子的蝙蝠，不就是满屋子的福气吗？

这么一想，原本让人头皮发麻的噪音，似乎都变成了好兆头的序曲。

对吴福辉来说，这确乎是个好兆头。

在这座充满“福气”的蝙蝠楼里，他结识了两个同样满脸书卷气的男人。

一个是凌宇，长沙第一师范的语文教员，说话慢条斯理，透着一股湘楚之地的灵秀。

另一个是蓝棣之，四川师范学院的现代文学讲师，眼神锐利，透着一股川人的泼辣与精明。

三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复试结束后的那个晚上，夜色如墨。

老蓝神神秘秘地拉了拉吴福辉的袖子。

“走，福辉，带你去个地方。”

吴福辉一愣：“去哪？”

“镜春园76号，拜望王瑶先生。”

吴福辉的心猛地跳漏了一拍。

王瑶先生，那是现代文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私信里，谁不想去探一探口风？

谁不想看看自己那只半只脚踏进北大门的脚，到底能不能落地？

两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开了那扇厚重的门。

王瑶先生坐在藤椅上，满头银发在灯光下闪着智慧的光泽。

他看着这两个局促不安的年轻人，突然咧嘴一笑。

那笑容里带着几分顽童般的戏谑。

“你已经是大学老师，你是中学教导主任，不挺好的吗？”

王瑶先生指着他们，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聊家常。

“何必一定要来读现代文学呢？”

这句话像一记软棉花里的铁锤，砸得两人措手不及。

吴福辉和蓝棣之面面相觑。

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那种感觉，就像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原本想套个近乎，结果被人家一眼看穿了那点小心思。

房间里的气氛有些凝固，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好在王瑶先生并没有真的生气，只是挥挥手让他们回去了。

从镜春园出来，吴福辉背后的衬衫已经湿透了。

那时候，想要见到两位导师，简直比登天还难。

7月13日，新图书馆某阅览室。

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纸张的味道。

复试正式开始了。

第一场是笔试。

各学科的考生混杂坐在一起，像是一锅乱炖。

监考的人走进来时，全场瞬间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那是系里的青年古文字专家，裘锡圭。

吴福辉一眼就认出了他。

前几天，《光明日报》刚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介绍了他的突出业绩。

报纸上那张大幅照片，吴福辉看了无数遍。

裘锡圭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众人，神情严肃。

吴福辉看着这位年轻的专家，脑海里浮现出之前读过的那篇散记。

裘锡圭在文章里写尽了他与古文字的特殊缘分。

那种痴迷，让他像穿了隐身衣一样，躲避开了好多那个年代特有的“运动风气”。

裘锡圭说自己：“我做学术，全靠幸运！”

当时读到这里，吴福辉只觉得这话太谦虚了。

但现在，看着裘锡圭那张年轻而专注的脸，吴福辉突然悟了。

这哪里是幸运？

这分明是靠着对学术近乎疯狂的痴迷，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他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旋涡，才获得了旁人眼中的“幸运”。

文章里那些细节，此刻在吴福辉脑海中异常清晰。

裘锡圭和朱德熙先生交好，两人经常凑在一起讨论新发现。

有一次，裘锡圭感慨道：“像我们这样搞学问谈学问，是‘穷开心’。”

这话听着心酸。

那时候知识分子的生活苦啊，做学问的条件差得让人想哭。

但朱德熙先生却对这话欣赏得紧，后来多次在谈话中重复。

虽然社会环境变来变去，像翻烧饼一样。

但裘锡圭因为这种忘我的痴迷，屡屡躲过劫难。

甚至阴差阳错，因祸得福。

虽然政治条件不大好，但他还是被北京大学挑中，分配到了中文系。

逃离了那个学术条件很差的单位，简直是逃出生天。

他的专业方向，从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科学”的历史学，转到了语言文字学。

这对他在学术上的发展，简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从1952年进大学，一直到眼下1978年。

裘锡圭似乎一辈子就在跟那些古老的文字打交道。

每次遇到不好的事，古文字就像护身符一样让他逢凶化吉。

他就像个天选之子。

吴福辉坐在考场上，思绪有些飘忽。

他出神地想着：如果自己能够成功考入北京大学，不知道自己能否像裘锡圭老师一样？

能否废寝忘食，将灵魂都献给学问？

能否在那寂寞的冷板凳上，坐出一番天地？

“开始答题。”

监考老师的一声冷喝，像一根闷棍，狠狠敲在吴福辉的天灵盖上。

那些胡乱寻思的想法，瞬间被打得粉碎。

吴福辉深吸一口气，伸手抽取了题纸。

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在安静的阅览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当他看清题目的那一刻，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现代文学的题型与初试相同。

但这内容……

难！

太难了！

吴福辉回想起在鞍山图书馆那一周的搜寻，那些自以为是的重点，此刻看来全然无用。

他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手心瞬间渗出了冷汗。

题目赫然在目：

197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现代文学复试考题。

第一题：具体联系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关“五四”文学革命性质问题的流行见解，从“五四”新文学实际出发，论述《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第二题：试以三名非左联成员的作家作品为例，综合说明三十年代左联以外进步文学创作的面貌和思想特色。

第三题：列举事实说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戏剧观念的变化，并以“五四”以前小说戏剧的实际发展，阐述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第四题：说明下列作家的国籍，举出一种作品，它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对哪些作家和文学发生过影响。

（1）尼采（2）罗曼·罗兰（3）高尔基（4）易卜生（5）王尔德（6）奥尼尔（7）歌德（8）显克微支（9）泰戈尔（10）爱伦·坡。

这哪里是考试？

这简直是在“烤”人！

吴福辉觉得自己的脑子都要被烤焦了。

那些名字，那些理论，像一团乱麻缠绕在脑海里。

他握笔的手有些颤抖，每一个字写下去，都像是在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

这几道题放在1978年，确实是“烤人”的题。它不是单纯考记忆，而是考你能不能把文学史事实、理论判断、作品材料和时代语境串起来。下面给的是“有意思、可落笔、也便于考场组织”的参考思路，不是标准答案，更不是可以直接照抄的论文。

第一题：《新民主主义论》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破题关键：

不要只把《新民主主义论》当成政治文献背诵，而要抓住它对“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重新定位：它把五四新文学放进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中，也放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框架里。

可以这样展开。

二十年代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主要理解为“人的觉醒”“个性解放”“文学改良”。胡适、陈独秀等人强调白话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确实抓住了新文学的形式革新和精神启蒙。

但这种看法也有局限。它容易把五四文学革命看成单纯的语言革命、审美革命或个人主义革命，而忽略它同中国社会结构变动、民族危机、思想启蒙之间的深层关系。

到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兴起，人们开始更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阶级意识和革命方向。左联成立后，文学与政治、革命、群众运动的关系被空前突出。

不过，三十年代也有简单化倾向。有的论述把五四文学革命直接归入无产阶级文学，或者过早地用后来的阶级分析框架去裁剪早期新文学的复杂面貌。这样又会遮蔽五四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启蒙人道主义等多种思想力量的交织。

《新民主主义论》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了一个更辩证的坐标。

它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个判断，对现代文学史研究至少有四层指导意义。

第一，它帮助研究者确认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性质。五四文学革命不是孤立的文体改良，而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的文化表现。

第二，它提醒研究者注意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主题。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创作，无论风格差异多大，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民族危机、封建压迫、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

第三，它避免了两种偏颇。既不能把五四文学革命完全归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不能把它过早地完全无产阶级化。新文学内部有启蒙、有革命、有怀疑、有探索，需要具体分析。

第四，它促使研究者重视文学与人民、与现实、与民族命运的关系。新文学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不只因为它用了白话，更因为它开始面向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考场落笔时可以这样收束：

《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替文学史研究提供现成结论，而是提供了观察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坐标系。它让研究者既看到文学形式的变革，也看到社会结构的变动；既看到个人觉醒，也看到民族解放；既看到启蒙价值，也看到革命方向。

第二题：三名非左联作家的进步文学面貌

破题关键：

题目要求“非左联成员”，所以不能选鲁迅、茅盾、丁玲、张天翼这类与左联关系较近的作家。要选能代表三十年代“左联以外进步文学”的人。

比较稳妥的三人可以是：巴金、老舍、曹禺。

巴金：青年觉醒与家庭批判

巴金不是左联成员，但他的《家》《春》《秋》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

《家》写高家这个封建大家庭如何压抑青年、摧残爱情、制造悲剧。觉慧的反抗，代表了一代青年对旧礼教、旧家族制度的决裂。

巴金的进步性在于，他把个人痛苦写成了社会问题。青年恋爱受阻、女性命运悲惨、家族专制残酷，这些都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制度性问题。

不过，巴金的早期创作也带有浓厚的激情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他更擅长写情感爆发、道德控诉和青春反抗，而不一定提供明确的社会出路。

老舍：市民社会与国民性批判

老舍也不是左联成员。他的《骆驼祥子》《离婚》《月牙儿》等作品，把目光投向了北平市民社会。

《骆驼祥子》尤其典型。祥子不是革命者，他只想凭力气买车、过安稳日子。但社会一次次把他压垮：兵乱、敲诈、婚姻压迫、职业剥削，使他从一个要强的青年变成麻木的人。

老舍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写出了底层人的尊严如何被城市社会吞噬。他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直接写阶级斗争，但他对贫困、压迫、人性堕落的描写，同样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

曹禺：家庭悲剧背后的社会结构

曹禺同样不是左联成员。《雷雨》《日出》《原野》都显示了他对社会黑暗的敏感。

《雷雨》表面写家庭伦理悲剧，实际暴露了资本、阶级、性别和代际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结构。周朴园的专制、繁漪的压抑、四凤的无辜死亡，都不是偶然。

《日出》则更直接地触及都市社会的黑暗面。银行家、妓女、小职员、黑社会人物共同构成一幅“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图景。

曹禺的进步性，不在于口号式革命，而在于他用戏剧冲突揭示了旧社会结构的腐朽。

综合起来可以这样概括：

三十年代左联以外的进步文学，并不缺乏社会关怀。巴金从青年反抗切入，老舍从市民苦难切入，曹禺从家庭与都市结构切入。他们未必都接受明确的革命纲领，但都直面封建压迫、阶级不公和人性困境，构成了左翼文学之外同样重要的进步文学景观。

第三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小说与戏剧观念的变化

破题关键：

这题要抓住“观念变化”。不是简单罗列作品，而要说明中国人对“小说是什么”“戏剧有什么用”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小说观念的变化

传统小说长期被视为“小道”。诗文为正统，小说多被看作消遣、稗官野史。

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尤其是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地位迅速上升。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可以新民、救国、改造社会。

这种观念把小说从娱乐工具提升为社会启蒙工具。小说不再只是讲奇闻异事，而应承担开启民智、批判现实、塑造国民精神的功能。

翻译小说也推动了这种变化。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等作品，让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小说的情感结构、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虽然林纾不懂外文，靠他人口述转译，但影响极大。

晚清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则把小说用于揭露官场腐败和社会病态。它们的艺术成就参差不齐，但共同体现了小说介入现实的新自觉。

戏剧观念的变化

传统戏曲长期以唱念做打、程式化表演为主，重技艺、重娱乐，也重道德教化。

二十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城市剧场、报刊舆论和西方戏剧传入，戏剧观念开始变化。人们开始重视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也重视写实、对话、人物心理和现实问题。

春柳社等早期话剧团体，尝试摆脱传统戏曲程式，转向更接近生活形态的表演。话剧后来被称为“文明戏”，虽然早期并不成熟，但它标志着戏剧从“听戏”“看角儿”向“看社会”“看人生”的转变。

五四前后，易卜生主义影响很大。胡适《终身大事》等作品，把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家庭冲突搬上舞台。戏剧开始成为讨论社会问题的公共空间。

发生变化的原因

第一，民族危机加深。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事变等，使知识分子迫切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文学被视为启蒙工具。

第二，西学东渐。西方小说、戏剧、美学思想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文学体裁的认识。

第三，报刊出版业发展。小说连载、戏剧评论、翻译作品通过报刊迅速传播，扩大了新文学观念的影响。

第四，城市文化兴起。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形成了新的读者群和观众群，文学不再只属于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