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爬起来，去卫生间。经过客厅，月光从窗户照进来，那个摄像头的红灯在黑暗中特别亮，像野兽的眼睛。

她停下来，盯着它。它也盯着她。

她想，它现在录下的是什么？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凌晨两点，穿着睡衣，站在客厅里，像个傻子。

她回到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手机亮了，是小雨发来的微信：“妈，怎么样？”

她想回，但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周建国让她凌晨五点起床煎蛋？说客厅有个摄像头对着她？说他的儿子在新婚之夜带着打手让她签放弃房产的协议？

她说不出口。

她没回，把手机扣在床头。盯着天花板，等天亮。

凌晨四点五十，闹钟响了。她爬起来，去厨房。经过客厅，摄像头红灯一闪一闪。她故意没看它，打开冰箱，拿出鸡蛋。

手不抖了。烫出的泡还在，但她没感觉疼。

蛋煎好，溏心。粥煮好，白花花的一锅。腐乳摆好，筷子摆好。

周建国坐下来，戳破蛋黄，黄色的液体流出来。他点头：“可以。”

然后他捂住胸口，脸色发白，筷子掉在地上。

“秀兰……”他叫，声音断断续续，“药……我包里有药……”

她知道他有心绞痛，她知道他的公文包里常年备着硝酸甘油。

她蹲下去，打开他的包。药瓶在里面，她拿出来，拧开盖子。倒出三粒，白色的小药片，躺在他手心里。

她看着他吞下去，看着他脸色慢慢缓过来，看着他靠在椅背上喘气。

“老了，”他说，“不中用了。”

她没说话，把药瓶放回包里。拉链拉上的那一刻，她看见包里有一样东西。

一叠照片。边角露出来，她瞥见一张照片上的画面——是她在菜市场买菜，背影，角度是从斜后方拍的。

她拉上拉链，站起来，收碗。

“秀兰，”他在身后说，声音恢复了平静，“明天去把房产证拿来吧。我帮你保管。”

她的手停在半空。

“咱们是一家人了，”他说，“东西要放在一起。你那个房子，也该卖了，钱放我这，我帮你投资。”

她转过身，看着他。他的指甲还是干干净净的，脸色还有点发白，但眼睛是亮的。

“我考虑考虑，”她说。

“好，”他笑了，“考虑考虑。明天给我答复。”

她没给答复。第二天，第三天，都没给。

第四天晚上，周建国没有打呼噜。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等那个咳嗽声。没有。屋子里很安静，安静得像坟墓。

她爬起来，去客厅。月光照进来，摄像头的红灯一闪一闪。周建国不在沙发上，不在他房间。卫生间的灯亮着，门缝下透出一道光。

她走过去，敲门：“建国？”

没有回答。

她推开门。周建国坐在马桶上，没穿裤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抬头看她，眼睛很红，像哭过，又像发怒。

“秀兰，”他说，“你为什么不听话？”

“什么？”

他把手里的纸举起来。她看见了，是她的银行流水——她每个月取退休金的日子、金额，甚至她在超市刷卡的记录。

“你查我？”她说，声音发抖。

“一家人，”他说，站起来，裤子还挂在脚踝上，“要透明。你偷偷取钱，给谁了？野男人？”

“我没有，”她说，“那是我的生活费……”

他走过来，没提裤子，就那么走过来。她后退，背抵着墙。他把手里的纸拍在她脸上，纸张边缘划破了她的脸颊，一道细小的血痕。

“明天，”他说，“把存折给我。不然，我就告诉小雨，你虐待老人，图我的房子。你猜她信谁？”

他转身，提上裤子，走出卫生间。她站在那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六十二岁，脸上有血痕，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头发乱蓬蓬的。

摄像头在走廊里，红灯一闪一闪。

她后来才想起来，那天晚上，周建国抽屉没关严。她经过他房间时，看见里面有一叠东西，像照片。

但她没敢看。她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等天亮。

凌晨四点五十，闹钟响了。她爬起来，去厨房。煎蛋，煮粥，摆腐乳。手不抖了，脸上的血痕结痂了，有点痒。

周建国坐下来，戳破蛋黄，黄色的液体流出来。他说：“可以。”

然后他说：“今天把存折带来。下午我带你去银行，过户。”

她点头：“好。”

她没看见自己手里的东西——那把菜刀，她攥了一早上，现在还在手里，藏在围裙下面。

她没砍下去。

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她看见那个摄像头在转，慢慢转，对着他们。

它什么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