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天，武帝派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话在汉武帝听来是极为刺耳的，句句戳到了他的痛处，无异于揭龙鳞。所以司马迁的话还没有说完，汉武帝就大喝一声，命人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定罪“诬上”诬陷皇上，判处死刑。大家说司马迁冤枉不？并不是说皇帝要判李陵死罪了，司马迁为李陵说情而激怒的皇上，是你汉武帝让我来发表意见的，结果还摊上了这杀身之祸。汉武帝为什么发火呢？原来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就怀有私心，可李广利率三万出兵，杀死匈奴一万人，而自己却损失了两万人，这样的结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现在司马迁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的无能，也是在嘲讽他误用了李广利。再就是司马迁的话里似乎还在委婉地指责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否则李陵怎么会孤军深入陷入重围最后打得弹尽援绝？其实司马迁只是就事论事，直言不讳，但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沮二师”，当然也在暗讽他用人不当。三罪归一，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这期间，当然也有李广利等人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经历这件事情的司马迁到底感受或感悟到了什么？是的，屈原也无辜被放逐过，鲁迅也在家庭的没落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我们有理由相信，司马迁看到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感受了非同一般的黑暗和悲凉。对于汉武帝来说，这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小小史官被阉了而已。阉了就阉了，阉人有的是。而司马迁却看到了专制王权的蛮横霸道与残忍，看到了汉武帝满口仁义道德，其实都是假面。以这样的深刻认知再去写史记，史记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写历史的人要忠实地记录历史，这是最基本的。记录的时间越长，越能总结出深刻的历史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了。而司马迁的这一独特个人经历，使他可能比一般史学家看得更透彻更深刻。他看到了人性深处，制度深处。这使他能独具只眼地去选材，从而使史记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再就是，司马迁遭受腐刑后，生命反而变得单纯起来，没有了驳杂的欲念，只剩下一件事专心著书。创作时间和质量都有了保证。腐刑的耻辱又时时激励着他，以修史的行为来雪耻。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这样描述自己的耻辱感受：“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这样的境遇，让司马迁无处可去，只能死宅在家，却又有事可做，那就是修史著书。所以，客观上，汉武帝作为一个重要推手，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飞来横祸。而对于史记这部书来说，又何尝不是飞来横福？不过，事情的发展到底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李广利后来征伐匈奴兵败，居然投降了匈奴！这对汉武帝来说真是啪啪打脸。
更奇的是，看到了腐刑对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积极作用，后世竟然有人效仿他自宫修史！这个人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福建莆田的史学家柯维骐。柯维骐为专心修宋史新编，将自己阉了，然后用了20年，完成了宋史新编200卷。这真应了笑傲江湖里那句话“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4倩谁记去做奇传
公元前99年，46岁的司马迁遭受宫刑，随后下狱。公元前93年，52岁的司马迁出狱。从此，他生命中只剩下了一件事夜以继日发愤著书。为了继续羞辱司马迁，也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关心，汉武帝还封了司马迁一个官职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这是一个只有被阉过的人才能担任的官职，相当于传旨太监，也是皇帝身边的人。他本以为司马迁会拒绝，没想到，司马迁对此照单全收。此时的他当然需要一个官职养家糊口。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屈辱到了尘埃里，坟土里，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吗？没有！他所争的东西已经不在这个世上，而是在后世，在未来。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位是灯下黑的职位，最安全，最隐蔽，容易潜伏。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写一部敢于评价皇帝的史书这样的事。
就这样，大约12年后，司马迁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煌煌史书史记。他内心的欣喜自然非同寻常。但他却不敢也不想将之公之于众。他知道这部书必将千载流传，彪炳史册，但现在还须隐忍，因为时机不成熟。过早公布反而会前功尽弃。
然而，这么一部重要的作品已经出现，又怎么会没有任何迹象？司马迁又怎能忍住那内心的狂喜呢？这时候，他的一位朋友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不要无所事事，要为国出力，举贤荐能。可笑的是，写完这封劝人做官的信后几年，他自己因为牵扯进太子刘据的谋反案被抓起来了。而司马迁却还给他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这封信写得那是相当好，是研究司马迁思想生平的宝贵资料，但在当时却成了一场灾难的导火索，直接危及到史记。因为司马迁在书信中泄露了关于史记的重要信息！在报任安书的倒数第二段，司马迁是这样写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这不是把史记的信息抖了个底儿掉吗？
更要命的是，任安被处以极刑，狱卒在他身上搜到了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信！那狱卒如获至宝，马上献给汉武帝！汉武帝打开信一看，龙颜大怒：司马迁居然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写史书！甚至连当朝历史也敢写！他能写我什么好话？马上速速查抄！
可是，他派去的人却扑了个空。其实，以司马迁创制纪传体的严谨思维，他已经想到有一天东窗事发，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早就让自己的女儿抄了一个副本。而正本则被他”藏之名山“了。这等于做了个双保险。司马迁为什么会如此“料事如神”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史记里评价汉武帝的话是不能被他看到的。那他在史记里是怎样评价汉武帝的呢？就这么几个字“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话份量已经够重了！这相当于说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当化妆品，是个伪君子！这还了得？！这就是司马迁写完史记不是去献书邀功，而是秘而不宣。所以，汉武帝派去的人当然是一无所获。
那么，这部奇书到底要怎样面世呢？司马迁也是有安排的。这安排应了一句古话，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司马迁有二子一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女儿司马英。史记问世传奇的任务就落在了女儿身上。司马英，小名妹娟，出生于司马迁受腐刑前15年，自幼聪明过人，特别逗父母喜爱。父亲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初稿时，她总是和两个哥哥在一旁帮助父亲搜集整理史料。后来，当父亲司马迁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受审入狱之时，此时已21岁的司马英深感大祸临头，于是就劝母亲和两个哥哥立即逃离京城，以防不测。这时，母亲随清娱和两个哥哥自然要带着司马英一起逃走，可司马英出于对未婚夫杨敞的思念，决定留在京城，去杨府避难。司马英想，杨家是世代侯门将相之家，而今在京城也是声威赫赫的大家族，其影响不亚于李氏家族。那陷害父亲的李广利及其兄弟虽为皇亲国戚，谅他们奈何杨家不得。母亲和两个哥哥觉得司马英的想法很有道理，于是同意司马英留在京城，到杨家去避难。
司马迁遇难时叮嘱女儿司马英一定要将史记副本带走，保存好，让其流传百世。正是司马英的这一壮举，才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史记得以保存下来，最终问世传奇，流传至今。
司马英的丈夫杨敞曾两任汉昭帝时的丞相，他的先祖杨喜曾被汉代开皇帝刘邦封为赤泉侯。杨喜本为刘邦军中的一名小军官，但他后来在追杀项羽的过程中，逼得项羽自刎，立了大功，因此被封为侯。自此杨喜的后代在朝廷中一直为高官。杨敞虽然身居丞相，但是由于天生胆子小，因此，为官谨小慎微。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史记副本秘藏杨府，一直安然无恙地度过了20多个春秋，经历汉昭帝，汉废帝就是前几年那位墓中出土马蹄金等无数珍宝的刘贺，直至汉宣帝。
司马迁有两个外孙，也就是杨敞的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因揭发反叛的霍光有功，被封为平通侯，这个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这部巨著尘封了二十年，也该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了，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汉宣帝在位时间自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49年，共计25年，这期间他“宣布”了史记。史记终于面世。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八个字，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一个又“稍”字，隐藏着司马迁怎样的苦心经营和绵绵心痛！
而于此有功不可没的杨恽，或许是读了外祖父的书，性格上也颇有其风，命运也颇为坎坷。先是因为创造了一个叫做“一丘之貉”的成语被免了职，三年后又因为写了一篇风格颇似报任安书的报孙会宗书，触怒了汉宣帝而被腰斩。他由此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字狱。可叹可叹！
那么，汉武帝没有搜到史记，但他手里有报任安书，他会饶了司马迁吗？肯定不会。但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史学家们甚至连司马迁哪年死的都语焉不详。人生为一大事而来，成一大事而去。我们宁愿相信已经完成史记的司马迁从此融入茫茫人海，不知所踪，也不愿知道他又受尽迫害，最终惨死。话说回来，这时的司马迁还能有什么不能置之度外的呢？
5正本下落之谜
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有交代，自己完成此书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就是说，为了保护好自己创作的这部史书，他做了一个副本，正本则“藏之名山”了。那么，这座名山是哪座山呢？
关于太史公书在完成之后的处置情况，我们好好捋一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均有交待。自序里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里所说的“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藏”和“副”两名互文见义。前者称“藏”，即藏本、正本，后者则应是副本、传本。报任安书里说“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通邑大都”即指京师，与自序“副在京师”能相互说明。“在京师”者既称“副”本，“藏名山”者则应是正本。
可见太史公书原有正、副两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师”，以等待“传之其人”颜师古曰“能行其书之人”。这两种本子都是完完整整的一百三十篇，为作者生前写定，且亲手作了上述藏、传安排。此事当无疑义。
对自序“藏之名山”这句话，前贤有不同的解释。唐朝史学家，曾著史记索隐，有“小司马”之称的司马贞在索隐中说：“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对这段话，郭璞注释说：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所以，司马贞认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传“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此说司马迁书“正本藏之书府”史记自序索隐也就是说藏在群玉山。真是这样就太传奇了。因为群玉山是指现在新疆和田的玉山，那里盛产美玉，即和田玉，所以叫群玉之山。金庸在自己的书剑恩仇录里提到过一座像玉簪一样直插云霄的山，通体雪白而中空，内藏秘籍。他和霍青桐等人还在城中发现了一本书和竹简。不过那是在楼兰古城。可是如果史记正本真的是藏在这里，司马迁又是怎么送去的？那时虽然已经有张骞出使西域，但是毕竟路途极为艰险。即便不艰险，张骞是汉武帝的忠臣、红人，又怎么可能替他办这事儿呢？
近代有位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直，此人自少年时代便“尤喜治秦汉史”。从13岁起，即系统研读史汉，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次，相沿为习。著述亦颇丰，蜚声海内外，生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研究室与秦汉史研究室主任，西北大学学术委员，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社联及史学会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小组组长等职。他另有一种说法：“所谓名山，即是藏于家。太史公卒后，正本当传到杨敞家中，副本当在天禄阁或石渠阁”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现在，陈说广为传布，而司马贞说反而不显。其实，陈说可商之处有二：其一，将“名山”解释为“藏于家”，不明所据，无从征信。其二，司马迁女婿杨敞家确有太史公书，汉宣帝时杨恽“宣布”者即是。该本既已传至杨恽，又由他公诸于世，可谓“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师”本。陈氏恰好把司马迁书正、副两本之藏、传说错位。而司马贞说“正本藏之书府”倒是甚有理据，问题是此“书府”究竟是何处呢？
考西汉书府，初有天禄阁、石渠阁等，系萧何所造，以阁秘书。汉惠帝废了自秦以来的“挟书律”，民间渐有诗、书流行。及至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刘歆七略，“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迄诸子传说，皆允秘府”汉志总序。司马迁在自序里就有两处提到汉廷书府：一曰“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一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匮”乃泛言西汉书府，除天禄、石渠阁外，七略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刘歆此言内、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详但所谓“太史之藏”，即作为国家书府的“太史公府”，东汉卫宏汉旧仪则明指为“武帝置”，又称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卫宏此说向有争议，尚可继续讨论，但他所说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职掌并非无稽之谈。司马迁报任安书自称太史公掌“文史星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是其证。史，指记事述史。桓谭说“太史公不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和王充说太史公“有领掌书记之职”论衡定贤篇俱其佐证。太史公既毕集“天下遗文古事”，又受“天下计书”，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见。它当是一所大型综合性国家书府，为武帝“建藏书之策”的一项重大文化建置。司马迁为太史公，领掌这所书府并在此“条悉古今”，著述历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国家书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详其体制，盖史官之旧也”隋志序。后汉史官亦沿其制，东观、兰台即为著名书府。
根据汉书张衡传，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
所以，综上所述，学者们的基本意思就是国家图书馆藏书中因多道家典籍，所以国家图书馆就被称为道教““名山”，司马迁把自己的书存于国家图书馆，是因为其有“档案意识”。所以，名山就是指国家图书馆，即国家书府。
但，这些说法是有漏洞的。因为司马迁说得非常明白，“副在京师”！副本既然在京师，正本当然就不在京师。国家书府是汉武帝下令设置的，肯定在京师，所以正本既然不在京师，也肯定不在国家书府。
所以，史记正本到底藏在哪儿，仍然是个谜团……
史记里有七十列传，无一女性，有人曾引为缺憾，其实这些人全都是真汉子，纯爷们儿，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司马迁佩服的人物。司马迁虽然被阉，却是个真男人，历史上有几个这样的真男人呢？我想，这可能是史迁以这种方式告诉世人，自己身虽辱，却依然是傲骨铮铮的铁汉一枚。五十万言的史记，也是真男人所写的讴歌真男人的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