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来就是孔子站在周王室的角度，用周王室的标准作为尺子衡量一切的。这儿量量，那儿量量，量出了一大波乱臣贼子。所以春秋开篇的记时就出手不凡，使用的是周天子的正朔。历法的划一，意味着其它制度也应划一，这就是所谓“大一统”。这种观念在公羊传中有多处反映，说明公羊传的作者是孔子肚里的蛔虫，读出了孔子的意思。

其实，法家思想也帮助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但由于其严刑酷法，王朝很快倾覆，这就使得人们认为质疑法家思想保持大一统的能力。汉初的60多年实行的黄老学说，倡导“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然而战国以来留存下来的各个学派人士仍在积极活动，偏激一些的，做出帮助诸侯王反抗朝廷的事情，比如淮南王刘安的谋反就受到一些道家学派人士的辅助。有鉴于此，汉武帝决心加强中央集权，重视思想统治。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他下令“举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候专门研究公羊春秋的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举贤良对策深得武帝之心。董仲舒的对策都是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有效地争取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以至于汉武帝连亲叔叔刘安编写的淮南子都pass了。董仲舒是这样说的：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巴拉巴拉

这段话与秦丞相李斯关于焚书坑儒的建议相映成趣，也正中汉武帝下怀。在阅读完董仲舒的对策后，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把研究公羊传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推为参加举荐者的首列第一。这相当于后来科举考试的殿试中的状元了。从此，儒学成为“显学”，成为西汉王朝执政乃至一千多年来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有力工具。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这次对话的意义极为深远，就算著名的隆中对跟它一比也是弱爆了。因为其格局颇大，立意高远，影响深远。对话以后，不仅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董仲舒本人也被尊为国师，有生之年都受到汉武帝的特别尊重。而一起参加对策、同样专治公羊传的公孙弘，本来只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在对策之后不久，便被汉武帝提拔做了丞相！须知，以前做丞相的人都是出身名门贵族的，哪轮得到他这样一介穷酸呢？汉武帝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就提高了公羊学的地位，使之成了最时新的学问和入仕的敲门砖。

公羊学从此与封建王朝同呼吸共命运，直到清朝末年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时，康有为还把它的“三世说”理论搬出来为百日维新张目。公羊春秋真是一只合格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