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广州城北郊。
晨雾尚未散尽，独立旅的队伍已经拔营起寨。四千三百余名官兵列队完毕，骡马驮着弹药箱和粮袋，辎重车吱呀作响地排在队伍末尾。沈砚之骑在"乌云盖雪"上——这匹黑马跟了他七年，从西南的瘴疠之地一路走到岭南，蹄铁踏过四省的黄泥路，如今又要踏上新的征途。
赵铁柱牵着备用马的缰绳站在旁边，手里攥着一份刚从总司令部送来的电令。他脸上的憨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绷的专注——这是老兵上阵前特有的表情，像弓弦被拉满之前的最后一寸松弛。
"旅长，总部的命令。"赵铁柱把电文递上来。
沈砚之接过电文，就着晨光扫了一眼。命令很简短：独立旅即刻出发，经汝城、桂东入湘，七日之内抵达酃县一线，配合中路第四军行动。同时配属工兵一排、无线电台一部。
七日之内从广州赶到酃县，直线距离三百多里，实际行军路线因为要绕过山脉和河道，至少要走四百五十里。平均每天六十多里山路，对步兵来说不算太难，但对骡马辎重来说几乎是极限速度。
"传令下去，"沈砚之把电文折好塞进怀里，"第一团打头阵，第二团居中，旅部和直属连队在后。每日行军四十公里，午休一小时，日落前两小时扎营。遇到河流桥梁损毁，工兵优先修路，大部队就地等候，不得强行涉水。"
赵铁柱转身跑去传达命令。沈砚之勒转马头，沿着队列缓缓走了一趟。四千多人的队伍蜿蜒在晨雾中，像一条灰色的长蛇。士兵们背着步枪、子弹带、干粮袋和水壶，背包上捆着备用草鞋和一卷薄毯。大多数人的鞋子已经磨破了边，但绑腿打得整整齐齐——这是独立旅的老传统，沈砚之从护国军时代就要求的：绑腿不打整齐的不准上战场。
他在一个年轻的士兵面前停了一下。那孩子最多十七八岁，面皮白净，手上全是水泡，一看就是刚参军不久的学生兵。他背着一支汉阳造步枪，枪管比他的个子还高出一截。
"哪里人？"沈砚之问。
"回旅长，广东梅县人。"孩子的声音有点颤，但努力站得笔直。
"读过书？"
"读过。梅县中学二年级。"
沈砚之点了点头。这样的学生兵在独立旅里不少——北伐军兴，广东各地的青年学生踊跃参军，有的连中学都没毕业就跑来报名。他们识字、懂道理，学战术比文盲士兵快三倍，但第一次上战场时十有八九会吓得尿裤子。
"记住一件事，"沈砚之看着那个孩子的眼睛，"上了战场，枪声比你想的大十倍，但你只要记住三点：听号令、跟班长、别乱跑。能做到吗？"
"能！"孩子的声音不那么颤了。
沈砚之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往前走。他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梅县孩子的面孔——不是因为特别，而是因为他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孩子可能会死在某颗流弹下，而他作为旅长，有责任记住每一个在他手下送命的士兵的名字。
这是他从蔡锷那里学到的——蔡锷生前有一个习惯，每次战斗结束后，他都要亲自查看伤亡名单，把每一个阵亡军官的名字念三遍。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是为我死的，我有责任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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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出发了。
从广州到汝城的路比预想的要艰难。第一段是从广州到韶关的官道，路面还算平整，但正值七月盛夏，烈日当空，柏油路面上腾起的热浪能把人烤干。士兵们汗流浃背，军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后结出一层白色的盐霜。
第二天进入山区后，情况变得更糟。粤北的山路狭窄陡峭，有的地方只能容一人通过，骡马驮着弹药箱根本走不了，只能靠人力搬运。工兵排长带着人在前面砍树铺路，进度慢得像蜗牛爬。
第三天傍晚，队伍在一条山溪边扎营。沈砚之坐在溪边的一块石头上，就着溪水洗了一把脸。冰凉的溪水让他清醒了不少，但膝盖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四川的山道上摔的，每逢阴雨天就发作。
"旅长，方指导员来了。"
沈砚之抬起头，看到方维舟踩着溪石走了过来。他的中山装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沾满了泥浆，眼镜片上蒙了一层水雾。
"部队情况怎么样？"
"第一团减员三人——两个中暑，一个脚踝扭伤，已经送到收容队去了。"方维舟在旁边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粮掰了一半递给沈砚之，"士气还可以，学生兵们虽然累，但没有一个叫苦的。我给他们讲了当年太平军在粤北行军的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沈砚之接过干粮咬了一口。硬得像石头，但他嚼得很仔细。
"你懂得还真多。"
"我老家在湖南湘潭，小时候听爷爷讲过不少太平军的故事。"方维舟笑了笑，"爷爷说太平军路过湘潭时，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老百姓箪食壶浆。后来曾国藩的湘军来了，烧杀抢掠，比清兵还狠。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兵的好坏不在于旗号，在于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沈砚之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的世界观简单而坚定，像一根笔直的竹子，风吹不弯。他羡慕这种确定性——自己活了三十九年，见过太多的灰色地带，早就学会了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但有时候，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方维舟一样，笃定地相信某样东西。
"明天要过九峰山。"沈砚之说，"那是粤湘交界的最高峰，海拔一千二百多米。山路有十八道弯，最窄的地方只有两尺宽，旁边就是悬崖。你让各连长今晚开会，强调安全措施——明天的行军速度控制在每小时两公里以内，任何人不得脱离队伍。"
"我这就去通知。"
方维舟站起来走了。沈砚之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个年轻人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地下党？他胸前别着两党的徽章，但沈砚之从来没听他明确表态过。按理说他应该在党籍上有所归属，但在独立旅里，方维舟从来没有利用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搞过任何派系活动，也没有在官兵中传播过任何带有明显党派倾向的内容。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教士兵识字、讲革命道理、调解矛盾、鼓舞士气。
也许这就是国共合作的真谛——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暂时搁置分歧。沈砚之不确定这种模式能维持多久，但在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他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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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峰山的十八道弯果然名不虚传。
第四天清晨，队伍开始爬山。雾气浓得像牛奶，十步之外看不见人。山路湿滑，石阶上长满了青苔，士兵们不得不手脚并用才能往上爬。骡马是最麻烦的——它们驮着沉重的弹药箱，在狭窄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好几次差点滑下悬崖。沈砚之不得不下令让骡马卸下部分物资，由士兵轮流背负。
"乌云盖雪"倒是走得稳当。这匹老马在西南的山地里练出了本事，蹄子踩在湿滑的石阶上纹丝不乱。沈砚之骑在马背上，不时回头查看队伍的情况。他看到那个梅县的学生兵正背着步枪和弹药箱艰难地往上爬，脸涨得通红，汗水顺着下巴滴在地上。但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掉队。
中午时分，队伍终于翻过了山顶。雾散了，阳光从云缝里射下来，照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上。极目远眺，可以看到群山之外的平原——那就是湖南。
"到了。"沈砚之喃喃自语。
湖南。他十年前离开的地方，如今又要回来了。十年前他是护国军的支队长，带着几百人在湘西的山沟里和北洋军打游击。那时的湖南遍地烽火，每一座县城都经历过反复争夺。十年过去了，湖南换了几个督军，但底层百姓的日子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苛捐杂税照收，军阀混战照打，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照旧。
他希望这次不一样。
下午两点，队伍开始下山。下山比上山更难——膝盖承受的压力更大，路面更滑，而且士兵们经过一上午的攀爬已经筋疲力尽。沈砚之让各连长安排轮流搀扶，体力好的帮助体力差的，确保没有人掉队。
傍晚时分，队伍在山下的一片竹林里扎营。这里已经是湖南境内了——汝城县地界。当地的老乡们看到军队过来，起初有些惊慌，但发现这支队伍不抢东西、不抓壮丁、买粮食按市价付钱之后，渐渐放下了戒心。有几个大胆的村民甚至送来了开水和咸菜。
沈砚之亲自去感谢那些村民。他用一口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和他们交谈，了解到汝城目前被吴佩孚的一个地方保安团控制着，正规军都调到北部去了。保安团只有几百人，武器落后，战斗力不强。
这个信息很重要。沈砚之连夜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制定了下一步的计划：绕过汝城县城，从西侧的山路直插桂东，避免与保安团纠缠，争取在第七天前抵达酃县。
"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中路，不是攻城略地。"沈砚之在会上强调，"在接到总司令部的新命令之前，我们不主动与敌军主力交战。但如果敌人挡了我们的路——那就打。"
军官们齐声应诺。这些人大都是跟随沈砚之多年的老部下，经历过护国、护法的战火洗礼，对"沈旅长说打就打"的风格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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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独立旅抵达酃县。
比总司令部的期限提前了一天。
酃县是一座小县城，坐落在湘赣边界的群山之中。县城不大，城墙低矮，城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但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东可通江西萍乡，向北可抵醴陵，向西可入茶陵。控制了酃县，就等于在北上的道路上钉下了一颗钉子。
独立旅进城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驻守酃县的北洋军一个连在三天前就接到命令向北撤退了——看来吴佩孚已经察觉到了北伐军的动向，正在收缩防线。
沈砚之在县衙旧址设立了临时指挥部。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派人去侦察北面和东面的情况。
"旅长，北路侦察报告——北洋军在茶陵方向有一个营，大约五百人，装备尚可，但士气不高。东路侦察报告——醴陵方向有敌军一个团，是吴佩孚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有炮兵支援。"
沈砚之盯着地图上的茶陵和醴陵两个点。茶陵在南，醴陵在北，两地相距约一百二十里。如果北伐军中路从衡阳方向北上，醴陵就是长沙的南大门。而茶陵则是一个侧翼支点——如果独立旅拿下茶陵，就可以从侧翼威胁醴陵的敌军。
"方指导员，"沈砚之叫来方维舟，"你带几个人去城里转转，了解一下老百姓对北伐军的看法。同时打听一下有没有北洋军留下的暗探。"
"好。"
方维舟走后，沈砚之铺开地图，开始制定作战方案。他的手指在茶陵的位置上敲了敲——拿下茶陵，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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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一日拂晓，独立旅第一团向茶陵方向出发。
沈砚之没有亲自带队——他把指挥权交给了第一团团长马德彪。马德彪是他的老部下，从护国军时代就跟在身边，打起仗来像一头蛮牛，但粗中有细，从不冒进。沈砚之对他的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一些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