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的动作比沈鸢预想的更快。

当天下午，王妈就带着一个账房先生来到了二房的院子。王妈是周氏的心腹，四十多岁，圆脸，笑起来一团和气，但那双眼睛里全是精明。

“二姑娘，”王妈笑眯眯地行了礼，“大夫人让老奴带孙账房来，重新核算一下铺子里的账目。大夫人说了，之前可能有些疏漏，让孙账房仔细查一遍，该补的补上。”

沈鸢坐在书桌前，头也没抬：“孙账房请坐。”

孙账房是个瘦小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提着个算盘和一摞账本。他恭恭敬敬地在椅子上坐下，把账本摆在桌上，开始拨算盘。

沈鸢看了他一眼，继续低头看自己的书。

她知道周氏在玩什么把戏——派一个账房先生来重新算账，表面上是在“补救”，实际上是想拖延时间。孙账房算得越慢，周氏就有越多的时间去布局。

但沈鸢不在乎。

因为她手里有林伯的底稿，而孙账房手里只有大房的假账。就算孙账房算出花来，也改变不了假账和真账之间的差额。

“二姑娘，”孙账房算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老奴看了一下绸缎庄的账目，发现有些地方确实对不上。比如这一笔——蜀锦进货价八两，出货价十五两，利润七两。但账册上记录的利润只有二两，中间的差额……不见了。”

沈鸢放下书，看着他：“孙账房觉得，差额去哪儿了？”

孙账房推了推老花镜，支支吾吾地说：“这个……老奴不敢妄下定论。有可能是记账的时候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做了手脚。”

“那你觉得，是哪种可能？”

孙账房擦了擦额头的汗：“老奴……老奴还需要再看看其他的账目，才能判断。”

沈鸢笑了笑，没再追问。

她知道孙账房不敢说实话。他是大房的人，吃的是周氏的饭，怎么可能拆周氏的台？他今天来这里，与其说是来查账，不如说是来做戏——做给沈鸢看的戏。

“孙账房慢慢看，不着急。”沈鸢重新拿起书，“看完了告诉我结果就行。”

孙账房连连点头，低下头继续拨算盘。

翠儿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在心里感叹：姑娘这招太高了。让孙账房自己算，算出来的结果就是铁证。到时候孙账房想赖都赖不掉。

孙账房算了一整个下午。

算盘声噼里啪啦地响着，从午后一直响到黄昏。沈鸢坐在书桌前看书，偶尔喝口茶，偶尔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就是不打扰他。

夕阳西下的时候，孙账房终于停下了算盘。

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脸色很难看。

“二姑娘……老奴算完了。”

“结果如何？”

孙账房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低头看着桌上的账本，像是在组织语言。

“二姑娘，老奴从业三十年，从未见过如此离谱的账目。”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沉重，“绸缎庄三年，账面盈利与实际盈利的差额高达三千四百七十两。粮油铺两年，差额一千八百两。杂货铺一年，差额三百两。”

他抬起头，看着沈鸢，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愤怒，又像是无奈。

“这些钱，没有一笔是合理的支出。没有损耗，没有运输费，没有人工费——什么都没有。就是凭空消失了。”

沈鸢放下书，认真地看了他一眼。

孙账房的表情不像是在演戏。他是真的被这些数字震惊了。

“孙账房，你觉得这些钱去哪儿了？”

孙账房沉默了很久，最终说出两个字：“贪墨。”

“谁贪的？”

孙账房又沉默了。

这个问题他不敢回答。他知道答案，但他不能说。说出来，他的饭碗就砸了，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沈鸢看出了他的顾虑。

“孙账房，你不用指名道姓。”她说，“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些账目，是不是伪造的？”

孙账房咬了咬牙，点了点头：“是。”

“能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孙账房的手抖了一下。

“二姑娘，您要……告官？”

“不是我告官。”沈鸢说，“是我爹的案子需要翻案。这些账目，可以证明大房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侵吞我娘的嫁妆。而大房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撑腰。”

孙账房的脸色更白了。

他知道沈鸢说的是谁——花家，太子党。这些人的势力太大，他一个小小的账房先生，根本得罪不起。

“二姑娘……”他的声音发颤，“老奴上有老下有小，实在不敢……”

“我不会让你出庭作证。”沈鸢打断他，“我只需要你把这些账目的计算结果写下来，签上你的名字。至于怎么用，那是我的事。”

孙账房犹豫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计算结果。

绸缎庄三年差额：三千四百七十两。

粮油铺两年差额：一千八百两。

杂货铺一年差额：三百两。

总计：五千五百七十两。

他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私章，把纸递给沈鸢。

沈鸢接过纸，仔细看了一遍，折好收进袖子里。

“孙账房，谢谢你。”

孙账房苦笑了一声：“二姑娘，老奴只能说——您比老奴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但老奴还是要劝您一句——大房背后的人，不是您一个人能对付的。您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沈鸢站起来，“翠儿，送孙账房出去。”

翠儿应了一声，领着孙账房出去了。

沈鸢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捏着那张纸。

孙账房的签名和盖章，让这份计算结果具有了法律效力。加上林伯的底稿，两份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大房在铺子账目上做了手脚。

但这还不够。

她还需要证明这些被贪墨的钱，最终流向了哪里——是周氏的个人腰包，还是通过周氏流向了太子党。

如果是前者，周氏只是犯了家规，最多被宗族责罚。如果是后者，那就涉及到了朝廷的贪腐案，可以直接捅到大理寺去。

沈鸢把纸收好，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材料——她让林伯整理的，关于周氏近十年的大额支出记录。

林伯虽然被辞退了，但他在沈家干了三十年，人脉广，消息灵通。他通过几个还在府里干活的旧相识，打听到了周氏这些年的一些大额花销。

永昌二年，周氏在城东买了一处宅子，花了三千两。

永昌三年，周氏在老家置了一百亩良田，花了二千两。

永昌四年，周氏给沈明远捐了个官，花了一万两。

永昌五年，周氏给沈明昌娶亲，聘礼花了五千两。

永昌六年，周氏在城郊建了一座别院，花了四千两。

……

沈鸢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得出一个惊人的总数——近十万两。

而沈家大房的合法收入，满打满算，一年也不过三四千两。十年下来，最多三四万两。

多出来的六七万两，是从哪儿来的？

答案只有一个——从二房的三间铺子里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