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在穿越之前受影视剧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一直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在后世的宣传中，封建帝王们似乎有着毫无约束的权力。皇帝们就像天降大神一样，只要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扫清一切不合理的丑恶现象。

然而当朱慈烺穿越到了明代之后，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权力。

所谓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在针对某个个体的时候或许是不受约束的，但是在面对既得利益阶层的时候往往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商税，就是明代皇权与东南官僚资阶层角力的一大战场。

朱慈烺在穿越之后，曾在皇宫中遍查老档，并且以聊天的名义寻访了几位万历年间去东南收过税的老太监，对于商税一事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和其他朝代不同，明朝在开国初期，商业被元朝掠夺性的破坏，所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即使征收商税也很轻，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到了万历年间，工商业发展迅猛，同时万历三大征导致了国库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万历皇帝自然就把主意打到了商税身上。然而收税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朝堂之上的文官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和抵制，认为应该坚持祖制，朝廷不应“与民争利”。

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却并不是任人忽悠的羊牯。他当然知道，文官们口中的“民”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而是特指他们这些官僚资本家。

说来这么一个庞大顽固的官僚资本家阶层，还是大明朝廷自己培养出来的。

当初大明建国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善财难舍，给官员们的工资定的极低，这就导致了给朝廷当官不仅赚不了几个钱，甚至往往还要亏本。这天底下从来没有让人打白工的道理，既然给不了钱，那就给特权好了。于是明代的官员们就拥有了各种免税，免罚的特权。与此同时，因为吏治的原因，普通的商家和农户又不免受到下层官吏们的各种盘剥。

这一来一去，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大明想要赚钱，要么家族里有人当官，要么就要给官员按时上供。对等的，这些拿了钱的官员也会给予商人们以保护。

至于商税？不好意思，大家表示没听说过。

本来大家吃着火锅唱着歌，开开心心把钱赚，小日子过得不要太爽，结果万历皇帝突然来插一脚，这大家能忍吗？

文官们从各个角度抨击，反对，商税的征收。不仅如此，文官们还开始攻击万历皇帝个人，著名的《酒色财气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这也是明代文官惯用的手段——说理说不过，就搞人身攻击。

既然文官阶层拒不合作，那万历皇帝就只能信用宦官。万历的对策就是向全国各地派出太监，在各地设立税监收取商税和矿税。

然而皇帝伸张自己权力的触手很快就被文官们剁掉了。派遣到各地的宦官们不是被查出黑历史，就是与当地“不明真相”的无辜群众发生矛盾，或被驱逐，或被打死。

万历皇帝大费周章的收税，结果一年收取的工商税才不过几万两银子。这中间的钱是被太监们贪污了，还是压根就收不上来，朱慈烺就不得而知了。

就这样，皇权和东南官僚资本围绕着商税展开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万历中后期，并且延续到了天启年间。

天启年间皇权的代表人不用说，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魏公公了。

对于这位魏公公，朱慈烺是深表同情和遗憾的。

在很多时候，朱慈烺都无法理解自己的父皇。就比如杀魏忠贤这件事，在朱慈烺看来就是得不偿失的行为。魏忠贤不过是皇室的一条忠犬，为了执行皇权收税的意志，不惜和整个官僚资本为敌。在这种背景下，魏忠贤不可能对皇权造成威胁，反而是只有依附皇权，魏忠贤才有活路。

结果崇祯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把魏忠贤给废了，随后，商税，矿税被停罢，万历天启经营两代的各地税监全部被召回，皇权和官僚资本的斗争以皇权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政治斗争这种事情，讲究的就是一个“势”字。自己的皇帝老子把场子都输光了，这就形成了一种“败势”。没有人会站在失败者的一边。这就导致朱慈烺想要重新收税变得比他的祖宗万历皇帝更加困难——因为除了东宫军之外，没有其他的支持者愿意站在落败的皇权一边。

这也是为什么，朱慈烺要如此费尽心机，拐弯抹角的拉拢河南的商家，甚至为此放出皇店和茶马贸易的利益来交换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政治的本质，就是利益的博弈和交换，想要收获，必然就要先付出，他的父皇不懂的这些，朱慈烺作为一个在商海打拼多年的老油条不能不懂。

至于为什么要把利益给河南商家，而不是给商税的主要阻力——东南官僚资本，这也是朱慈烺深刻考量之后的结果。

河南深处内陆，距离这个时代最赚钱的海上贸易以及围绕着大运河的南北货贸易都有一定距离。同时河南的人口又足以支撑起一定规模的本地工商资本。这样的资本无疑最适合作为盟友。

东南势族则不然。

把持着大运河和海贸的他们，不仅有着皇室无可比拟的资本，还掌握着朝堂和民间的话语权。对于他们而言，与皇室合作的利益远不如将皇权关进笼子的利益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时期的东南思想界涌现出了大量的虚君共和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