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徐文俊去了码头。

不是新码头。是防波堤。那一段旧的防波堤。水泥块与水泥块之间的伸缩缝里沥青麻丝还在。几年的日晒让沥青的表面多了一层灰白色的风化膜。用手指碰一下，风化膜就碎了。碎了以后露出的下面的沥青还是黑的。黑的沥青在太阳下是软的。跟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一样。

他坐在防波堤的尽头。两条腿垂在堤沿上。脚下三米多是海。海面上没有浪。不是完全平的。是碎了的那种平。碎的波纹一层叠一层。高度大概五公分。波纹的脊背被阳光打了一排细碎的亮斑。亮斑在动。不是风在吹。是海在呼吸。海也有呼吸。潮汐是它的肺。一涨一落。一呼一吸。

他等了大概四十分钟。

海妍是从法院直接过来的。她的黑西装还没换。袖子还是折的。但头发散了——走出法院的时候顺手扯掉了发绳。发绳是黑色的。最普通的那种橡皮筋。中间有一小截金属连接片。后来她把发绳放进了西装口袋里。金属连接片在布料上硌出了一个小凸点。凸点很小。但她感觉到了。她没有拿出来。因为现在不是整理头发的时候。

她走到防波堤上。在离他十公分的位置坐下来。两人肩膀之间的距离跟上次一样。十公分。不多。不少。不是刻意量的。是两个人坐了太多次以后身体自己记住了这个距离。太近会碰到。太远不像坐在一起。十公分刚好，刚好胳膊可以碰到胳膊又不会让对方觉得太挤。

她侧过头看他。他也在看她。夕阳在她的眼睛里映了一个淡橙色的小光点。光点在动。不是她眼睛在动。是海面上那艘正在左转的货船的灯光在水面上行走。光从海面折射到她的眼睛里，再从她的眼睛里折射到他的眼睛里。上亿个光子在空气里跑了不到半米的距离。花了大概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几秒。比任何一句话都快。比任何一句话都轻。

你今天在法庭上说的那两句话。我在楼上的窗边听到了。

你怎么在。

旁听席坐满了。我站在外面的走廊上。窗开着。

哪两句。

有人告诉我走正道不怕查。今天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们正道走得通。

海妍低下头。用手掌按住自己的膝盖。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不是紧张。是在确认——确认他说出来的这两句话跟她今天在法庭上说的每一个字都不差。他记住了。不是用脑子。是用耳朵。耳朵听了一遍。就记到了骨子里。

你还记得那封信吗。到了东京再看。

记得。

那你看了吗。

看了。

海妍抬起头。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夕阳的光。是她自己眼睛里的光。她这些年做了很多事。开了律所。赢了官司。站在法庭上说出了她爸一辈子没机会说的话。但今天她最想知道的事情不是任何一个案子的结果。是她十年前写的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上面写了什么。

徐文俊看着她。海风从南面吹来。吹在她的头发上。有几根头发被吹散了，有一根贴在她的嘴唇上。她用手拨了一下。没有拨掉。头发又粘了回去。她没有再拨。因为她在等答案。等了十年。

你写的只有四个字。我在等你。

海妍的呼吸停了一下。不是忘了呼吸。是那四个字从纸面上飞出来，飞过了东京到滨海的整个东海，飞过了她从少女到律师的十年时间，飞过了她爸的葬礼和律所门口那盆绿萝的七片叶子，飞到了她的耳朵里。四个字。不多。但每一个字都重。重到它们落下来的时候她的整个身体都感觉到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徐文俊没有用嘴回答。他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她的手上。不是握。是放。手掌的温度比她的手指的温度高一点点。高出来的这一点点温度通过皮肤传到了她的血管里。血管里的血液以每秒五十厘米的速度把这一度温差送到了她的心脏。她的心脏在那一秒跳了一下。正常的跳动。但比前一次正常跳动多跳了大概零点一毫米的幅度。不多。但感觉到了。

我也在等你。等了十年。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风没有停。海面上还是那个碎碎的波纹。但风把这三个字接住了。没有吹散。风把每一个字的形状都完好无损地送到了她的耳朵里。不是巧合。是风停了十年。它终于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吹。

海妍的眼睛里有光。不是泪。是光。那种从心里一直亮到瞳孔的光。光在动，她的眼泪在这道光里打了一个转。没有落下来。不是因为忍着。是因为掉不掉已经无关紧要了。擦掉一块琥珀并不能让七层积攒的阳光消失。光早在千年前就藏在树脂里了。它们之间没有隔着什么。因为她等了十年。他也等了十年。两个十年的等待在今天下午的防波堤上同时到达了终点。十年。他们各自走了十年。一个从图书馆到码头。一个从炒粉摊到风眼基金。两条路在同一个下午到了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防波堤。防波堤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是天。天的尽头是风。风停了。

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点头的幅度很小。但很坚定。不是客气的点头。是我知道了。我也一样。从十年前到现在。一天没有变过。那一下点头比一万句话都准。

远方那艘货船已经转到了一百八十度的位置。船头劈开海面。船尾留下的白色尾迹从一条线散成了点，从点散成了光斑。光斑在浪的推拉下颤了几下。最后和深蓝色的海面融为一体。

海风从南面吹来。是暖的。不是春天的潮暖。是秋末冬初那种干燥的、带着一点点阳光残余的暖。暖到身上不用穿外套。外套搭在防波堤上。水泥的余温渗过西装的料子，被风带起来的衣角轻轻碰到了他的膝盖。他转过头。两个人的脸之间只有几厘米。她闻到他身上的气味——不是香水。是一种很淡的金属味。打火机的铜。跟纸摩擦过千万次攥揉出的那种干涩味。他闻到她身上的气味，不是香水。是纸。是墨水。是牛皮纸档案袋被翻了很多遍以后特有的干燥的微涩的气味。两种气味在十公分的夹缝里相遇。没有反应。只是共处。

那以后呢。

以后我拆了公司。你来帮我做文件。

拆了公司干什么。

建一个比公司更持久的东西。

比如。

比如一个不会因为股东纠纷就散架的社区。比如一个不需要靠关系就能打官司的律所。比如一个从监狱出来的人能靠自己名字找到工作的地方。

她说了一句。不是。是不太想。是她等这句话等了十年。从她爸倒在法院楼梯上的那天起她就在等——等一个不再需要靠拳头和暗处的关系才能活的地方。现在这个人在她面前说出了她要的东西。不是承诺。是方向。

太阳落下去了。海平线上剩了一条极细的橙红色的光带。光带在收缩。每收缩一毫米，天空就暗一分。不是往黑里暗。是往一种很深很深的墨蓝里暗。墨蓝里面掺了一点点灰。灰是城市的灯光反射到云层上再漫射下来的那种灰，不是脏。是城市离海太近了。近到了光也能跨过水面。

他站起来。她也站起来。两个人的影子在防波堤的水泥面上被拉成了两条细长的暗色轨迹。影子的一头连在防波堤的伸缩缝里。另一头压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两个影子之间没有空隙。不是他们刻意站近了的。是太阳的角度让影子自己在水泥面上延长了零点五米。延长了以后两个影子的肩膀刚好叠在一起。

防波堤尽头那个老灯柱上的红灯亮了。亮一下。暗一下。频率跟十年前一样。三秒一亮。三秒一暗。十年前的一九九七年，十四岁的徐文俊蹲在父亲的炒粉摊旁边，手边有一只打火机。铜的。旧的。打不着。十年后的防波堤上，二十七岁的他把打火机从口袋里掏出来。翻开盖子。拇指压在砂轮上。往下擦。火星跳出来。棉芯碰到了火星。亮了。没有风。火苗直直地立着。橙色。他看到她的眼睛里映着那团火。火在瞳孔的黑色背景上是一个很小的亮点。小到了你可以用千分尺去量它——大概零点三毫米。零点三毫米的火是他的十年。是她的十年。是他们等了彼此十年的证据。

他合上打火机。火灭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肩膀的高度刚合适。不是刻意找的角度。是十年以前在图书馆她坐在他旁边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这个高度是合适的。那时候她没有靠。不是不敢。是时机没到。现在时机到了。

天黑了。防波堤上的风还在吹。但吹在身上不冷了。不是因为温度变了。是因为两个等了十年的人终于不用等了。

他们一起往回走。防波堤上的水泥块在脚下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声音很轻。轻到被海浪盖住了。海浪一排一排往岸上打。打上来。退回去。打上来。退回去。像这座城市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