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推开院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他侧过身，让开门口：“进来坐。饭还没做好，你先喝口茶。”

那天下午，两个人坐在枣树底下，各捧着一杯茶。

枣树的枝桠还是光秃秃的，但阳光已经有了些许暖意。不是冬天那种只发光不发热的苍白阳光，而是带着温度的、实实在在的暖意，落在杯沿上，像给茶汤镶了一道细细的金边。杯子是搪瓷的，白色的，杯口有一圈蓝色的边线，杯壁上有几个细小的磕碰痕迹，像是用了很多年。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茶叶在杯子里缓缓舒展开来，像一朵朵小小的花，香气淡淡的，在安静的院子里慢慢散开。

姓吴的男人捧着茶杯，没有立刻喝。他低头看着杯子里浮沉的茶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他说起了他爷爷的事——说他爷爷是鲁南人，年轻的时候在东门街一带做小买卖，卖过水果，卖过香烟，后来开始收旧书。他不识字，但他喜欢书，觉得书是好东西，摆在摊上看着就踏实。那本旧书是他在一个冬天的早晨收到的，一个穿灰袍子的外国人拿来的，说是一本没用的账本，问他收不收。他翻了翻，看到里面夹着一页纸，纸上的字迹端正，像是从一本很厚的书上撕下来的。他觉得那页纸不一般，就收了那本账本，把那一页纸小心地取出来，夹在一本干净的书里。

“他不识字，”姓吴的男人说，声音很轻，“但他知道那页纸上的东西很重要。他说不清楚为什么，但他就是知道。”

老赵没有插话。他端着茶杯，靠在椅背上，听着。阳光从枣树的枝桠间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细碎的光影，随着微风轻轻晃动。

“他拿着那页纸去问过很多人，”姓吴的男人继续说，“有懂行的人说是假的，说《永乐大典》怎么可能流落到民间书摊上。也有人说是真的，但说不出它是从哪一卷上掉下来的。我爷爷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一直留着那页纸，一直到走的那天。”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一些，但他没有在意。

“我爷爷走的时候，把那页纸留给了我。他说，‘这东西我守了一辈子，没守住它的来历，你接着守。万一哪天有人能认出来呢。’”

老赵还是没有说话。他把茶杯放在了桌子上，站起来，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盏煤油灯。他把煤油灯放在桌子上，没有点它，只是让它站在那里。

姓吴的男人看了看那盏灯，又看了看老赵，没有问。他低下了头，把杯子里的最后的一口茶喝完，然后站起来：“那我回去了。等那册书回来的时候，我再来看它。”

他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又看了一眼桌上那盏煤油灯。他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灯座的边缘，然后收回手，说了一句：“这灯，跟我爷爷用过的那盏很像。”

老赵没有说话。

那人也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老赵送他到院门口。那人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走。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枣树，又看了一眼老赵，像是想再说什么，最终只说了一句：“那我回去了。”然后转身走了。

老赵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那人的脚步不快不慢，背挺得很直，像是卸下了一件背了很久的重物。老赵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到院子里，把两个茶杯收进厨房洗了。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他把杯子洗干净，用干布擦干，放回柜子里。

洗完之后，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枣树的枝桠在微风中轻轻晃动，投在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晃动，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他低头看着树根旁边那块松动的砖，用脚尖轻轻踩了一下。砖面微微下陷，又弹了回来，底下的东西还在。他没有把它撬起来看，只是踩了一下，确认它还在，就够了。

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推着三轮车出了院门，往槐树那边走去。路上他路过菜市场侧门的时候，看见那棵小槐树底下已经有人了——一个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正蹲在那里抄墙上那张国图公告上的字。公告是打印的，上面印着编号7024的彩色照片，下面的文字介绍了那册《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那个学生蹲在地上，把本子垫在膝盖上，一边看一边抄，偶尔停下来，抬头看一眼那张照片，像是在对照自己抄的对不对，然后低头继续写。他抄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的，像是在临摹一幅字帖。

老赵放慢了脚步，远远地看着那个学生。学生抄得很投入，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人在看他。老赵看了一会儿，心里想：这孩子也许不知道《永乐大典》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他抄下来，带回家，也许会给他爸妈看，也许会给他同学看。一传十，十传百，知道这本书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想到这里，他没有上前打扰，继续推着车往前走。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均匀平稳的声响，在午后的阳光里传得很远。

他在心里想：快了。再过一个月，运河开冻的时候，那册书就要回来了。那册书里写的那些东西——那些人字形分流的闸口，那些不用电不用油全靠水力自己调的机关，那些四百年前的人们在河边一石一石垒起来的智慧——也会重新回到这条河上。它们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只是在书页间睡了一觉，等着有人把它们叫醒。

人来了，书找到了，春天也快要到了。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三卷·归途 第十一章 春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