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峰先问办公室有没有确认记录，办公室说电话打过，但没得到明确回复；再问牵头处室，处室说时间已经报上去；问临时分管副厅长，对方说还在等邻省最终回函。每个人都做过自己分内的一步，偏偏没人负责把几步连起来。曹建峰没有急着找谁问责，先压住的是被架空在责任末端的烦躁：厅长要对结果负责，眼下却连最后一次确认由谁完成都说不清。他不能因为着急就随便处分一个处室，也不能继续让这种“各做一步、无人收口”的状态维持下去。

“办公室只负责登记和提醒。”一名副厅长说，“业务牵头还是处室。”

“处室说等分管领导，分管领导说等邻省回函。”曹建峰把记录放下，“那最后谁对时间负责？”

“按原来的分工，应该由牵头处室盯。”

“应该由谁盯，和最后有没有人盯，是两回事。”

他没有把一日延期夸大成重大事故，也没有当场追究谁。他让办公室把会商错过、两地重新排期和材料顺延的情况留档。那股烦躁没有消失，只是被他压进了工作意见里：现在追着某一个人问责，未必能解决分工断口；若不把断口写清，下一次仍会有人把责任推给前一个环节。邱振江在时，几项工作由一个常务副厅长统筹，具体责任人未必都向他直接汇报，但最后有人能把时间、人员和责任接起来。现在分头代管可以维持日常运转，却不能保证跨市、跨省事项每次都有人把最后一环盯住。

曹建峰把这件事写进给省委的工作意见，只提岗位缺口，不提人名：常务副厅长有必要补齐，负责跨市、跨省事项的统筹协调；厅长保留最终指挥和警力部署责任。他没有向祁同伟打电话请示，也没有先把某个副厅长报上去。祁此前要求他先看实际缺什么，再看人，这次他照做了。

丁义珍还在悉尼准备回国材料。 律师把护照和几份身份文件放在桌上，提醒他把亲历的事情与听别人转述的事情分开。丁义珍拿起笔，在“项目协调经过”后面写了几个人名。写到其中一处时，他的笔尖停住了：那段经历牵涉到他自己经手的安排，也牵涉到别人后来告诉他的内容，一旦写得太满，回国后就可能被追问到无法解释的细节；写得太少，又会让人怀疑他在回避。他最后只在旁边加了“记忆不完整”几个字。那几字谈不上悔悟，只是一个仍在计算风险的人给自己留余地。

“你还没有决定日期。”律师说。

“没有。”

“国内接收程序已经回复。你如果决定回去，就按正式渠道报日期。”

“我知道。”

“程序询问不等于正式自首，具体法律评价要由有权机关依法判断。”

丁义珍看着桌上的护照：“回去以后，很多事情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

律师没有劝他。丁义珍不是突然悔悟，也没有准备无条件承担所有责任。他仍然在计算回去以后会面对什么，家里会不会受到牵连，过去答应过他的费用还有没有人认。护照放在桌上，让回国从一个可以反复推迟的念头变成眼前要处理的选择；他既想借正式程序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又害怕一旦报出日期，就再也没有退路。他把护照留在桌上，是在做准备，不是已经踏上回国行程。

手机响起来时，是此前替他处理商务接待和翻译事务的那名旧业务联系人。对方说还有一笔过去的服务费没结，想把账单核对清楚，顺便问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悉尼。

丁义珍没有回答最后一句，只说：“账单发给律师。其他事不谈。”

对方停了一下，说有个以前认识的人问起他，想把旧费用谈清楚。丁义珍把文件袋合上：“那就不用替他传话。费用按原来的凭据结。”

“谁？”

“没说名字。”

他没有把这通电话当成必须立刻中止回国准备的危险信号，只让律师把来电时间记进私人联系记录。律师离开前和他约好，第二天上午再核一遍材料目录，若丁义珍决定报出回国日期，就把护照信息和接收程序一起往正式渠道送。丁义珍把护照装进文件袋，又把刚才写过的几个人名重新看了一遍。他删掉一处自己并不能确定的转述，保留了两处亲历事实，最后把文件袋压在桌角。那天晚上，他还给律师回过一条很短的消息：材料明早继续。

第二天约好的时间到了，律师第一次拨过去无人接听，以为丁义珍临时改了主意；过了十几分钟再拨，仍然没有回应。助理去联系近亲属，得到的却不是“再等等”，而是当地警方已经与家属取得联系的消息。原本摆在桌上的回国日期、材料目录和护照确认一瞬间全部失去意义。律师没有替任何人猜死因，只先把昨晚仍有往来的记录、约好的核对时间和此前回国程序材料封存在自己的工作档案里。

花斑虎执行了赵瑞龙的命令，具体过程没有进入任何正式材料。他确认事情已经结束以后，没有立即给赵瑞龙报喜，也没有去碰那张尚未签下来的保障承诺，只独自坐了很久。人死了，他手里的筹码反而少了一层：任务不能再撤回，赵瑞龙却仍然没有给他任何能落到纸上的保障。最后他把四十八万元旧结算确认重新折好，放进文件夹，拨出电话。

“确定是他？”赵瑞龙问。

“确定。”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赵瑞龙原本准备好的第二句追问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想知道更多，又突然意识到自己知道得越细，花斑虎以后越能说两个人共同知道什么。

“别再联系我。”

花斑虎笑了一声，声音很冷：“你这句话留给自己吧。”

电话挂断。赵瑞龙把手机扣在桌上，手掌压了好一会儿才松开。丁义珍不能再回国补充南湾、北湖那些材料，这正是他要的结果；可结果落下来以后，他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轻松。境外中间人知道消息是怎么递到他手里的，花斑虎知道命令从谁这里出去。活口少了一个，自己却多了两个必须防着的人。赵瑞龙没有给三姐打电话，也没有给父亲报“事情解决了”。他先把当天原本要走个人公司处理的两笔付款叫停，重新让财务逐项确认经手人和凭据，随后才发现自己连这种普通动作都开始本能地问一句：以后会不会有人把它和今天连在一起。

悉尼当地警方按当地程序将突然或死因不明的死亡报告给coroner，并通知近亲属；当地主管机关随后按规定向中国驻悉尼总领馆通报中国籍死者死亡。丁义珍近亲属把当地通知交给负责回国程序的律师。律师没有替当地机关判断死因，只向此前已经建立联系的国内正式接收渠道报告：丁义珍死亡，回国安排中断，正式登记材料和医学死因仍待当地程序进一步出具。国内最初能够确认的是死亡和接收中断，不能把死因、责任人或赵瑞龙的命令写成已经查明。

境外中间人的消息另走私人渠道。他没有从警方、coroner、总领馆或国内办案机关得到消息。此前联系过丁义珍、替他处理普通商务接待和翻译服务的那名旧业务联系人，因一笔未结服务费用向丁义珍近亲属询问后续结算，家属告知丁义珍已经死亡；同一名联系人随后把这条有限消息告诉境外中间人。

境外中间人只知道丁义珍已经死亡，不知道死因、死亡经过和当地调查结论。消息传到他手里时，他先想到的是自己把回国动向递给赵瑞龙的时间。两件事挨得太近，让他无法不怀疑自己被利用；可他没有证据证明赵瑞龙具体做了什么，也不敢直接质问。他真正害怕的是赵瑞龙把他当成一条已经用完的消息渠道，连此前暗示过的费用和安全安排都不再兑现。他再次联系赵瑞龙，表面上是结账，实际上是在试探自己还有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之前传话的费用，还有您说过会处理的那点事，是不是该结一下？”境外中间人问。

“你只是传话。”

“我传的话，您也听了。”

“以前的费用按以前的账算。别把别的事情往上扯。”

境外中间人停了一下：“我只是想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做原来的生意。”

“该做做，不该问的别问。”

电话挂断后，境外中间人没有再追。他原本还想从赵瑞龙的语气里听出一点安抚，得到的却是把责任推回“只是传话”的切割。他心里有怨，也有怕：继续追问可能暴露自己知道得更多，立刻卖消息又可能把自己送到另一个不可靠的人手里。他保存了双方的联系记录和旧业务凭据，停止主动提供新消息。他不敢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卖给一个还没有确定的买家，也不再相信赵瑞龙会替他安排安全。眼下他能做的，是先让自己不至于成为两边都能随手切掉的人。

死亡消息进入汉东后，田国富没有先问丁义珍最后有没有受苦。他先问的是：消息从哪里出来，谁先知道，谁有机会把它传出去，谁能利用这件事改变现在的权力格局。死亡让原本还可以等待的回国程序突然中断，也让公安厅常务空缺和临时分工的问题变得无法回避。田国富先看到的是机会正在迅速成形；他必须先把消息来源和正式材料的边界弄清，才有资格把这件事转成政治上的推动力。

追逃工作口核对律师身份、近亲属转交通知和领事渠道能够确认的事项。两批材料仍然按原始入口保存：北湖装备园七页材料中涉及卢世海单独谈话的补充记忆，仍主要依赖丁义珍个人记忆和行程笔记，缺少独立印证；南湾城市更新材料中，瑞丰投资与海城发展的收益合作协议、公司周报和秘书工作簿等独立记录仍然存在，但电话内容与行政条件调整之间的因果没有被直接证明。丁义珍死亡只让他不能继续补充、确认和解释，不会让已经提交的材料消失，也不会自动提高材料的证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