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厂长把茶缸往桌上一搁，缸底磕在玻璃板上，咚一声。“陈守田，你们那豆子我看了，颗粒匀，没霉没瘪。我想跟你签三年。”

陈守田端着茶缸没喝。三年。他脑子里算盘珠子响了一下——去年一毛一，今年九分，三年锁死，往后行情涨了怎么办。

“孙厂长，价呢？”

“随行就市，保底九分。”孙厂长站起来，手往窗外一指，“走，看看车间。”

车间里蒸汽腾腾，一股卤香混着酸味扑过来。三口大锅并排，豆浆在锅里翻白浪，一个老师傅拿长柄勺撇沫，胳膊上烫了好几个疤。孙厂长走到石磨跟前，拍了拍磨盘。“你们那豆子，泡出来出浆率高，一斤多出二两豆腐。这是硬账。”

陈守田盯着石磨看。磨盘转得匀，豆糊从磨缝里淌下来，稠得挂勺。他想起自家河滩地那八亩，豆荚鼓的时候，他蹲在地头一个一个捏过。

“签三年可以。”孙厂长停在筛浆的竹架子前，手扶着架框，“但豆子得按我的标准分等级。”

“啥标准？”

“一级做豆腐，二级做豆干，三级做饲料。”孙厂长拿手比划，“一级挑最圆的，没疤没虫眼，一斤一毛二。二级稍次，九分。三级碎瓣瘪粒，六分。”

陈守田没接话。他蹲下去，从竹架底下捡起一颗掉在地上的豆子，搁嘴里咬。脆的，响了一声。

“你回去商量。”孙厂长递过来一张纸，“这是分级标准，你拿回去看。商量好了来签。”

陈守田把纸折好揣兜里。出了厂门，日头偏西，他站在门口算了算：一万二千三百斤，三千斤一级，三千斤二级，六千斤三级——不，不能这么算。他在账本上画了三道竖，一级、二级、三级，底下各写了个数。铅笔头断了，他用指甲掐着写。

回到村里天擦黑。他没回家，先去了赵小军家。赵小军正蹲在院里就着蒜吃馍，见他进来，把馍往碗上一搁。

“咋样？”

“签三年。保底九分。”

“那行啊。”

“但有条件。”陈守田把那张纸掏出来，摊在矮桌上，“豆子分三级。一级一毛二，二级九分，三级六分。”

赵小军拿馍的手停在半空。“三级六分？粮站还八分呢。”

“三级是做饲料的，碎瓣瘪粒。”

赵小军把馍塞进嘴里嚼，嚼了半天。“那咱一万多斤，有多少三级？”

“看分得细不细。”陈守田拿指头点着纸上的标准，“按这上头写的，虫眼、碎瓣、瘪粒都算三级。咱那豆子，我估摸着一级能挑出三成，二级四成，三级三成。”

“三成三级，六分一斤，比九分少三分。”赵小军掰着指头，“三千斤三级，少挣九十块。一级比二级多三分，三千斤多挣九十块。扯平了？”

“扯不平。”陈守田把纸收起来，“分得细，一级能多挑。不分，全按九分走。分好了，一级多挣，三级少挣，总数往上走。”

赵小军没吭声。他婆娘从灶房探出头：“守田，吃了没？”

“没。”

“添双筷子。”

陈守田在赵小军家吃了半个馍，喝了碗糊糊。吃完，他把八户人家的当家人叫到自家院里。磨盘上搁着那张纸，煤油灯搁在磨盘边，灯苗被风吹得晃。

李长顺第一个到，蹲在磨盘边看纸，看完咂嘴。“分三级，那得多少工？一家分一家挑，挑到啥时候？”

“分好了多挣钱。”陈守田拿铅笔头在纸上画，“一级比三级贵六分。你那一千五百斤，挑出五百斤一级，多挣三十块。”

“三十块。”李长顺摸了摸下巴。

赵老五最后一个到。他蹲在磨盘另一头，手抄在袖筒里，看了半天纸。“分级是好事，可谁分？你分？你分得过来一万多斤？”

“各家分各家的。”陈守田说，“我买三个筛子，大中小三号。筛一遍，一级走大孔，二级走中孔，三级漏下去。筛完再手挑，把虫眼瘪粒捡出来。”

“筛子钱谁出？”

“组里出。从公账走。”

赵老五没再问。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我那一千五百斤，能挑出多少一级？”

“看你咋种咋收的。你收得干净，一级就多。”

赵老五哼了一声，没接话，但也没走。

八户人家围在磨盘边，灯苗晃来晃去。陈守田拿铅笔头在纸上算：一万二千三百斤，一级三成三千七百斤，一斤一毛二，四百四十四块；二级四成四千九百斤，九分，四百四十一块；三级三成三千七百斤，六分，二百二十二块。加一起，一千一百零七块。

“不分级，全按九分，一千一百零七块。”他把铅笔头搁下，“巧了，一样。”

“那分个啥？”赵小军问。

“不一样。”陈守田拿指头敲了敲纸，“这是按三成一级算的。分得好，一级能到四成，二级四成，三级两成。一级多一千斤，多挣三十块。三级少一千斤，少挣三十块。一进一出，多六十块。”

院里静了一下。李长顺先开口：“那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