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县政府五楼东头。

整栋楼只剩这一间办公室亮着灯。桌上摊着我带来的东西：虚报冒领的调查报告、王凯私人账户的资金流向、六个虚假户头的开户信息，还有那几张按着红手印的白条原件。

李国权手里夹着烟，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他忘了弹。

“三百万。”他喃喃道，“一个村，一个项目，他一口就吞三百万。”

那本手写账摊在最上面。字是王凯的字，但是做账的路数不是。哪笔挂哪个科目，哪笔走现金，哪一笔要拆成三次转，一个包工头想得出来吗？没有人手把手地教，他在财政局、审计局眼皮子底下自然不可能一路绿灯。

烟灰断了，掉在衬衫上。李国权把烟头摁进烟灰缸，抬起头。

“这份材料，还有谁看过？”

“调查组的几个人，审计局的张工、李工，公安局的苏队长，再没有别人。”我答得很干脆，“原件都在这儿，多余的复印件按规定封存了，电子档在这个U盘里，唯一的备份。”

我把一个U盘放在桌上，推了过去。

李国权盯着那个U盘看了两秒。这是把东西一次交干净的意思，一份不留。

“苏红袖是经侦的人。”他忽然道，“这么大的案子，她当场没有要求立案？没有要求直接移交纪委？”

这一问才是真问题。

“她要求了。”我道，“查获证据的第一时间，她就要按程序向上级报，启动司法程序。”

李国权的手抓紧了扶手。

“然后呢？”

“被我建议暂缓一步。”我的语气平得像在说一件小事，“我跟她说，这个案子牵扯太大，不只是经济问题，按规矩必须先向主要领导汇报，由组织定夺，再正式移交。”

李国权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往椅背上靠了靠。这句话的分量比那三百万还重。

要是我说苏红袖没有发现，他一个字都不会信。说被我建议暂缓了一步，这才是真话。而这句真话的意思是，在法律和政治之间这个年轻人先选了汇报，在程序和领导之间先选了组织。

这不叫懂规矩，这叫纳投名状。

李国权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他在做最后的权衡。

赵志刚跟了他五年，替他办过不少脏活累活，也替他从张万山手里剜过不少权。把这个人拿掉等于自断一臂，跟着他的人怎么想？

可是不拿掉呢？材料就摆在桌上，王凯已经在看守所里。那张嘴只要松一条缝，赵志刚就跑不掉。到时候拔出萝卜带出泥，万一带出的是这些年赵志刚打着我的旗号办的事，火就烧到他自己身上。

政协那边钱建国的刀已经磨亮，县委那边张万山正等着看他的笑话，外面马山村那五百个人随时可以再来一次。这是个死局，要破局就得有一个人先站出来。

李国权转过身，重新走回桌前。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又看了我一眼。

“小林啊。”我的手指在那叠材料上敲了两下，“你是学法律的，又是组长。站在你的角度，这件事该怎么办？”

这是一道题，而且是一道两头都是坑的题。

答严惩不贷，那是把自己架到道德高处，显得不知进退。答内部处理，那是知法犯法，显得没有原则。真正的答法自然不在这两头。

“单从法律和调查组的职责上说，王凯涉嫌诈骗和贪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该立即移交司法机关和纪委。”我道，“三百万必须追回，给马山村一个交代。”

李国权没有表情，等着下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