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饭，天已经黑透了。桂花姨在灶房里洗碗，锅碗瓢盆轻轻磕碰的声音隔着门帘传出来。我们四个人围坐在老刘家那间堆旧粮食的屋里，把所有工具又检查了一遍——手电筒试了能亮，电池换了新的，麻绳每一股都捋过没有断股，工兵铲的铲刃又用磨刀石过了一遍。老周蹲在炕沿上，把洛阳铲的铲头套上破布裹好塞进编织袋里，拉紧袋口正准备往炕角放。

就在这时候，院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不是过路的，不是串门的。脚步很重，至少有三四个人，解放鞋踩在干泥地上咯吱咯吱的，越来越近。紧接着有人拍院门，声音又重又急：“老刘！老刘在家不？”

老算盘正坐在炕沿上端着紫砂壶喝茶，听见拍门声，壶盖轻轻磕了一下壶口，发出一声极细微的脆响。他抬起眼睛看了老周一眼，老周已经把编织袋推到炕底下最深处，顺手扯过一条破麻袋盖在上面。二柱子蹲在墙角，工兵铲还攥在手里，他抬头看老周，老周给他使了个眼色，二柱子把铲子往炕洞里一塞，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开门。”老周压低声音，朝我努了努下巴。

我站起来的时候心跳已经蹿到了嗓子眼，但脑子里还记得老算盘教过的——真到有人盘问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比嘴里的话更重要。越慌越要慢，越怕越要笑。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炕桌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洛阳铲、工兵铲、撬棍、防毒口罩全藏进了炕洞和麻袋堆底下，桌面上只剩一盏煤油灯和几副碗筷。

我拉开门闩。院门口站着四个人。最前面的是个瘦高个老头，五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左胸兜里插着两支钢笔，手里提着一个装电池的铁皮手电筒，光柱直直地打在我脸上，刺得我眯起了眼。他身后站着两个年轻点的汉子，一个扛着锄头，一个空着手，还有一个是代销点的老王，缩在后面探头探脑。

“你是谁？在这干啥？”瘦高个老头不等我开口，手电筒的光已经越过我的肩膀在院子里扫了一圈，光柱扫过灶房门口桂花姨停下来的背影，扫过墙角堆着的空编织袋，扫过院门口停着的三轮车。

“我叫小陈，洛宁王范乡的，跟我舅舅来收山货。”我按老算盘教的标准答案答了，语气不卑不亢。

“收山货的？”瘦高个老头把手电筒往下压了压，光柱落在我脚边，“我是村支书王有福。最近上头有文件，说这一带有盗墓的，要求各村严查外来人口。你们是哪天来的？住在谁家？”

“前天来的。借老刘家屋子住两天，一天三块钱。”我侧身朝屋里喊了一声，“舅，村支书来了。”

老算盘从屋里出来，边走边披棉袄，脸上已经挂上了那种憨厚木讷的表情，步子不紧不慢，走到院门口朝王有福点了点头：“王支书，啥事？”

“你们是收山货的？”王有福上下打量着老算盘，手电筒的光在老算盘脸上停了好几秒。

“是是是，洛宁王范乡的，带外甥出来跑点买卖糊口。今年山里核桃减产，跑了好几个村也没收上几斤。”老算盘从兜里掏出烟袋，抽出两根递过去，王有福摆摆手没接，他身后那个扛锄头的年轻人倒接了，夹在耳朵上。

“你们收山货的，白天不见人，晚上窝在屋里干啥？”王有福的眼睛很毒，他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在老算盘和我之间来回扫，像一把钝刀在人脸上慢慢剐。

“白天在村里转了一天收山货，跑累了，晚上早点歇着。”老算盘说完，又补了一句，“王支书要是不放心，进屋里坐坐？”

“行，看看。”王有福也不客气，抬脚就进了院子。老算盘在前面带路，边走边朝灶房喊了一声“桂花嫂子，来客了倒碗水”。桂花姨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看了王有福一眼，应了一声，转身进去拿碗。这个动作自然得不能再自然，好像她真是老刘家的女眷，跟我们这些收山货的只是房东与租客的关系。

王有福在院子里站定，手电筒在院墙上、地面、墙角扫了一圈。光柱掠过灶房门口的水缸，掠过晾在绳子上的几件旧衣裳，掠过堆在院角的几捆干玉米秆，最后落在我那辆三轮车上。“这车是你的？”

“我的。”

“骑三轮收山货？”

“收山货和收废品都干。光收山货不够糊口，有时候也顺便收点废铜烂铁旧报纸。”我说完看了一眼老算盘，老算盘接过去：“这孩子爹走得早，家里就剩个老娘，不得不多挣点。”

王有福“嗯”了一声，把手电筒转向了屋里。就在这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很轻的金属磕碰声——不是碗筷碰撞的声音，是铁器蹭到地面的声音，很短促，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听得格外清楚。王有福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朝屋里努了努下巴：“屋里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