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片划进指腹的时候没觉得疼。

陈砚后来才想明白，人的手在机油里泡久了，皮是木的。他当时只看见血珠从口子里挤出来，沿掌纹拐了个弯，落在发电机转子的铁壳上，嗤一声，冒起半缕白烟。

“别滴机子里。”孙半斤在门口抽烟，烟是卷的，纸黄得发黑，“糟蹋东西。”

陈砚把左手塞进腋下夹着，右手继续拧螺丝。他今天修的是台老柴油机，上层淘汰下来的货，壳子上还印着模糊的番号，被人用砂纸磨过。磨得不干净，还剩两个字母，认不出来。孙半斤说这机子在仓库里躺了六年，前阵子他花三十个铜币收的，卖给他的人说“就当废铁”。

废铁是不发得起来的，孙半斤说。你要能弄响，我给你三枚。

三枚。

陈砚的脑子里过了一下这个数。不是纸票，不是配给券，是硬币。铁的，边缘有齿，捏在手里沉。三枚能补上小雨这月的冷冻费缺口。上个月医官告诉他，下月起涨价，涨两成。他当时点头说好，出了门，站在医疗舱走廊里数了很久自己的手。

发电机卡住的地方在活塞环。锈死了，撬不动。陈砚把撬棍插进去，用胸口顶着棍子一头，两只脚蹬住机脚。他的个头在下层不算矮，可瘦，力气全是骨头撑的。撬到第三下，锈屑崩了他一脸，嘴里都是铁腥味。

“慢点。”孙半斤在门口说，“别把我机子拆了。”

“拆不了。”

“你上回也说拆不了。”

“上回那台是坏的。”

“那这台呢？”

陈砚没答。他把活塞环撬出来的时候听见一声脆响。不是金属断，是锈壳裂了。他偏头看了一眼，黑乎乎的机油里浮出一点银亮，是好的。有救。

他换了个坐姿，两条腿盘着，膝盖顶住机壳。这时候左手才真的开始疼了，从指腹往手腕窜，一跳一跳。他把手抽出来看，口子不深，一寸来长，切得斜，像被人用刀片轻轻挑开。血还在往外渗，滴在地上那滩黑油上，红得显眼。

孙半斤在门口嗑瓜子。那瓜子是他自己炒的，盐放多了，磕起来壳碎得满地。

陈砚在工具包里翻了一圈，没翻出布。布太金贵，下层人身上穿的都未必是全的。最后他从裤兜摸出一卷胶布，黑色的，电工用的，缠过电线，也缠过鞋底。他咬住胶布一头撕下一截，手指头卷起来，缠了三圈。血从胶布缝里渗出来一点，不多，他拿袖子抹掉。

“血别抹我地上。”孙半斤说。

“我知道。”

“你手上这胶布，粘着机油呢。”

“没事。”

胶布缠完，他动了动手指，弯得动，就是紧。紧也行，不碍事。他把手放回机子上去。

修了将近两个钟头。中间孙半斤出去一趟，回来带了壶水，没给他倒。陈砚自己摸出腰间那个旧水壶抿了一口，水有铁锈味。他喝惯了，不觉得什么。有一次他给小雨讲，说咱们喝的水里加了铁，喝了骨头硬。小雨那时候才七岁，信了，喝得比谁都多。

机子最后是发起来了。第一次没着，第二次冒黑烟，第三次猛地一抖，整个仓库跟着颤，地上那堆废铜烂铁叮当乱响。孙半斤一下把烟掐了，冲进来。

“响了？”

“响了。”

“嗬。”孙半斤弯下腰，凑到排气管边闻，又退开，用袖子扇了扇烟，“行啊你，陈瞎子家的儿子。”

陈砚没说话。他站起来活动腰，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响。

“钱呢。”

孙半斤从腰包里掏硬币的时候动作很慢，一粒一粒往外摸，像在挑。陈砚看着他那只手，没催。催也没用，黑市的人脸皮厚，你催一句他能跟你讲半个钟头的难处。

摸出两枚，搁在陈砚掌心。铁的，有点温。孙半斤把腰包系紧了。

“三枚呢？”陈砚问。

“这就两枚。”

“你自己说的。”

“我说能响给三枚。”孙半斤指指那台机子，“响了是响了，可它响得不对。你听，抖。抖得不匀。你回头还得来一趟，这一趟算我的。剩下那枚，等你把抖修了再给。”

陈砚握着那两枚硬币，没松手。硬币边缘的齿压着他掌心，压出两道印子。

他想说这不是抖不抖的事，这机子本来就抖，六年的老货，你就是把上层最好的师傅叫下来，它也抖。可他没说。他从来不说这种话。

“我明天来。”

“明天我可能不在。”

“那后天。”

孙半斤笑了一下。“你这人有意思。”他自己倒了半碗水，没给陈砚，“行，后天。你要真给我弄平了，我多给你半枚。”

这话陈砚信不过。半枚硬币是没有的，下层人用什么找零，他心里有数。不过他也懒得掰扯。他把两枚硬币塞进内兜，拉上拉链，把工具包背上肩。

“机子别空转。”他走到门口回头说，“没油了就烧壳子。别烧转轴，那是好件儿。”

“知道了知道了。”孙半斤摆手，“你这人比我还啰嗦。”

出了仓库是条窄巷。巷子两边堆着旧轮胎、废铁桶、碎玻璃，脚下水洼一汪接一汪。陈砚走到巷口，抬头看了下天。

红日还在。

永远在那个位置。偏西一点点，不多不少。小的时候他信过广播里的话，说红日是被神定住的，是“永昼的恩赐”。后来他上过一次顶层平台，是给清道夫打杂那阵。他在平台上站了一个下午，看着那轮红日，从头到尾没挪过一寸。

从那天起他就知道，广播是给下面人听的。

陈砚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抬手看了看缠胶布的指头，胶布边缘已经翘起来了。他伸手压了压，压不住。

前头是个配给站。队排得很长，从站口一直盘到街对面，拐了个弯，看不着尾。有人蹲在地上，有人抱着孩子站着，没人说话，也没人往前挤。挤也没用。配给站的门每隔一阵开一次，出来的人手里提着东西，低头走，走得很快。

陈砚从队伍边上走过去。一个老太太扯了扯他的袖子。

“小伙子，”她说，“你知道今天发多少？”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