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拉坦他们利用列车在通辽滞留的当儿回家探亲的事，远在郑家屯的渡边正雄当然不知道，池田一郎也不是什么事都告诉他的。只要没出事，他知道不知道都一样。这不，阿拉坦按时从平原镇上车，就与从通辽来的池田一郎等人汇合，平安地返回了学校。回校后那个日本老师也当着阿拉埋的面，用蒙语向池田一郎大加称赞了一番。毕竟吃人人家的嘴短嘛！

听了阿木尔的报告，池田一郎隐隐感到自己轻易同意阿拉坦探亲是一种失策。他希望那个自称是兴安的牧主的护院的小伙说得是真的，但万一不是真的呢？万一他是抗日分子呢？想着想着，他深感不安。虽然他转弯抹角地跟阿拉坦拉家常，但阿拉坦早已被阿木尔警告不要乱说这事，否则校方可能严惩他和阿拉坦两人。这样，阿拉坦也坚持说他姐夫是给兴安那边的一个牧主放马的，至于现在干护院了，他不清楚。

那么，阿木尔那天怎么知道牧仁跟踪阿拉坦的呢？原来那天牧仁跳入自己的后院时弄出了声，声音虽不大，但阿木尔是从矾野部队调来的特务出身的日军军官，警惕性很高，当牧仁的两脚一落地，即引起了他的警觉，立即跟随阿拉坦而出，当他刚到门后观察时时，就见一个蒙古族汉子紧随阿拉坦进入其左边的房子，他也立即紧随而上。这样，当牧人拨出其匣枪顶住阿拉坦的头部时，他也把进去前已掏出的撸子顶住了牧仁的头。

因阿拉坦机智地化解双方的敌意，这场对峙才化险为夷。但阿木尔敏感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位自称在兴安给牧主放牧的带枪着肯定是反满抗日分子，他也听说这一带共产党的八路军也在活动。想到这，他心里揣揣不安。但虽然他这样想，也只能没事似的混过去。因为他明白，如为这事干起来，自己吃亏不好说，万一让关东军宪兵部知道，那对他这个违犯军纪，埋下严重隐患的下级军官来说，没好果子吃。所以，他事先警告阿拉坦不要乱说这事。否则因乱让跟着他到他家，违犯校规，有可能解雇他回兴安，开除阿拉坦回老家。这样，池田一郎问不出什么来也很自然了。

阿木尔作为特务出身的关东军军官，他清楚地意识到，如那个蒙古汉子是反满抗日分子，共产党八路军那这事很快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万一跟踪到培训场，后果不堪设想。学校所在地就有被袭击的可能。可他也不敢向渡边报告。主要是怕一旦上面怪罪下来，自己说不定就地被处决。因为渡边当时就特别地向他们交待过，这件事是关东军的重大机密，任何人如因泄密而影响此项任务的顺利进行，就将军法从处。因而，他也只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希望那个男子汉真的是给牧主护院的。

这类事，池田一郎也不敢告诉渡边正雄的，虽然不能肯定那人是不是反满抗日分子，但这类事一旦被渡边知道，那必然引出很多麻烦。阿木尔告诉他，只不过因阿木尔是他特地派去的，论责任，也只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也提醒阿木尔暂不要把此事向渡边报告，省得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阿拉坦当然没向他的同学与老师讲这事，反正他们是穿着便衣回家，第二天按时与他们一起回较了。同学们问他哪去了，他说昨天上街迷路了，后被阿木尔老师找回来直接到通辽站上了车。到平原站时才到他们的车箱。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其同伴大都从乡下来的，到了大点的城镇，迷路的事也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