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我的恋爱张宝同201955

从多伦多回来后，我想把与徐丽莎的相见写上一部中篇小说。当然小说的情节会跟我们的真实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是小说，就要有些冲突和悬念，以达到开篇引人入胜，结局出人所料的效果。

正当我写了一多半时，我妹打来电话，说我妈的眼睛要做白内障手术。我妈的眼睛这两三年来就看不清东西了，你把手伸在她眼前，她都看不清是几个指头。前两年我记得她还能看电视，可是，今年四月我回汨罗参加同学聚会时，看到她给热水瓶灌水都灌在了外面，还把手给烫着了。

我们都劝她做手术，把白内障切除，可是，她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害怕手术做不好，会伤害了眼睛。就一直不肯做手术。可是，前几天，她把别人还她的一张一百元钱当成了废纸给烧了，可是，刚烧了半边，让别人给看到了。这让她可惜了很久，并驱使她下决心要做手术。

我妈都88岁了，做这样的手术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她想让我陪在她的身边，因为我妈最喜欢我。我就带着笔记本电脑，回到了汨罗。

回到汨罗，我带我妈去人民医院做了检查，预约了时间，由长沙来的医生做了白内障的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我妈只在医院里住了一天院，就回了家，在家里进行康复。

我姐也从安徽那边回来了，我妈几乎都是让我姐照管，啥事都不让我去做，只要看着我坐在电脑前写作她就高兴。

一连在电脑前坐了几天，我感觉眼睛有些不舒服，就不敢再继续写作了。因为我患过病毒性角膜炎，虽然治好了，可是，只要用眼过多，就会发作。而且一发作就要去医院治疗，要往眼睛的角膜上打针消炎。所以，我只要一感觉眼睛不舒服，就会马上停止写作和看电脑，要歇上两三天。

但我不能让这两三天闲着，我想去我过去下乡的地方去看望罗玉梅。我和她曾有过一段十分亲密的恋情。她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怀的恋人。

李春波词曲和演唱的小芳，唱出了多少当年知青的心声和隐密。每当想起在农村度过的那段恋爱的岁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没有经历那种苦难的人们是不会理解这种爱情的珍惜和可贵，没法理解爱情曾是我们度过那个艰难岁月的心灵慰藉。因为有爱，我们才会在艰难困苦中满怀着希望与快乐。

我永远忘不了罗玉梅，她曾给过我真挚纯洁的爱恋，让我从人生的屈辱与无助中拨云见日，迎来了一个光明亮丽的新天地。

那时，我正经历着人生中最苦难沉重的一段时光。我可能会在与陈美云的相爱中讲述我在公社茶场插队时的苦难和煎熬。

那个茶场的白书记就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一样，对我们知青非常地严厉和苛刻。每天天不亮就把我们的房门砸得生响，喊道，“下地了，下地了。”

我们总是从床上爬起来，脸都顾不得洗，先去干活。等我们跑到公社那边挑着一担砖瓦回到了茶场，才开始洗脸和吃饭。饭碗刚一放下，白书记就像赶鸭子一样把我们又赶着去公社那边担砖。公社离茶场有十多里山路，他给我们规定每天必须清早一趟，上午三趟和下午三趟地担上七次。

那时，我们才只有十五六岁，一百斤重的担子一挑就是一整天。我们的肩膀都磨肿了，夜里老是做恶梦。可是，我们每顿吃的是一碗满是沙粒的碎米饭和一碗用盐和酱油烧开的盐水来当菜吃。我们非常想家，可是，不到端午或是中秋之类的节日，白书记就不给我们放假。

我们在茶场里拼死玩命地干活，没有一点尊严和自由，完全就跟服役的劳改犯人一样。当时，我们四五十人的知青在茶场里分成了四个知青突击队。我是共青团员，担任着第二突击队的队长。我是穷孩子出身，身强力壮，不论什么活，总是抢着干争着干，想好好地表现一下。

有个别同学受不了这种辛劳和苦难，产生了不满情绪和反应，对白书记的高压政策感到不服，其中就有和我同宿舍的方国强。他经常当着大家的面跟白书记大喊大叫，争争吵吵。

我多次劝他别这样，因为你得罪了他，以后招工时，他要是给你穿个小鞋，就能把你这一生给耽搁了。可是，他不怕，一方面是白书记专门喜欢找他的岔，一方面是他也不肯向高压低头。

白书记为了杀一儆百，让其他知青都能接受教训，服服帖帖的顺从他，就采取了一个打压的方式，好把这些不听话的人狠狠地收拾一下。于是，就把五个人赶出茶场，遣送到他们所在的生产队里。因为我们只是在公社茶场劳动，而我们的食粮和年底分红都是由各生产队包管。

出乎所料的是被遣送下队的这五个人中居然还有我。当白书记在大会上宣布名单时，我当即就蒙了，怎么也不通，怎么会有我的名字。

我是知青突击队长，共青团员，干活总是冲在前面，抢在前面，从来都没有跟白书记和其他老职工争吵过。而其他四人要么是经常跟白书记争吵，要么是白书记看着不顺眼，要么是犯过一些过错，要么是表现不太好。可这四种原因都跟我一点都不沾边。

直到后来，我从我哥那里得知，白书记曾托我哥帮他买一些紧俏商品。那些商品都是要凭票供应。我哥帮他买了不少，可是，他接二连三地要买更多的物品。我哥对他解释说这些商品是国家的统购物质，他没有那么大的支配权。就因为这，白书记对我实施了打击报复。

我并不害怕下到生产队。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我们整个知青落户的最富裕的队。每天的工分值为5角钱，也就是说每挣十个工分就能在年底得到五角钱的分红。而其他同学的生产队，工分值大多只是一角钱或是几分钱，还有的生产队劳动一天的所得还是负五分。就是说到了年底分红，你每挣到十分工还得要给生产队交上五分钱，才能给你分到应有的口粮。

我一人下到生产队并没有什么不好，队里能照顾的地方肯定会照顾我。可是，在公社茶场有四五十个知青，需要照顾的人就太多了，光是那几位女同学都照顾不过来呢。

可是，我还是觉得太丢人。这不但会让茶场里的同学对我有看法，觉得我违反了什么规定或是犯了什么错误。这事传到我们铁路家属区，会有多少人以为我在农村表现不好，让茶场给贬到了队里。

下队那天是春插马上就要开始的日子，天下着大雨，山上山下都是雨水的哗哗声。我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扁担的一头挑着一个木箱，装着我所有的物品，另一头挑着大耙子和锄头，是茶场发给我的劳动工具。我独自一人，冒着大雨，走了十多里的山路，来到茶岭大队部报到。

到达茶岭大队部时，已是下午五点来钟。因为一直在下大雨，天色很早就暗了下来。我进到大队书记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床，还有一张半旧的写字台和一把椅子。大队书记我认识，姓徐，是个复员军人，四十来岁。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