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七章

大明天启三年夏，沈有容攻破澎湖，活捉红毛夷百余人的捷报传抵京城，皇帝龙颜大悦，传令沈有容及水师将领赶赴京城献俘。朝野上下的士大夫都觉得皇帝好大喜功，纷纷上书劝阻。

“夷兵不过百余人，何至劳师动众，靡费钱粮？何况东南海寇只癣疖之疾，建州虏贼方是心头大患，皇上切不可顾此失彼，辩不明轻重缓急。”某位给事风闻奏事道。

“今世国库空虚，财政窘迫，区区百余海寇之功，也需夸耀，岂不令四夷耻笑，岂不虚耗钱粮，万望皇上体恤民脂民膏，罢止献俘乱命。”另一位御史不甘示弱的建言道。

皇帝在乾清宫翻阅奏疏，糟糕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便是叶向高、杨涟等相对开明的士大夫也是一样的说辞。皇帝将一本奏章扔出窗外，他不禁仰天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

也怪不得皇帝深感孤独，实在是他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人。以传统儒生的世界观，红毛夷之患的确微不足道，比之草原上的弯刀铁骑，大海深洋里的几叶扁舟压根入不了士大夫的法眼。在公元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国统治者对于海洋的兴趣的确兴致索然，中国哲人对于海洋的思考亦寥寥无几。

而皇帝却想着以一己之力扭转天下人的思虑，又怎一个孤家寡人了得。一旁侍奉的魏忠贤明显会错了圣意，他捡起奏疏，趁着皇帝兴致败坏，把几个有成见的外臣讲给皇帝听，趁机添油加醋，将外臣们对于魏忠贤的厌恶反感情绪，说成是对皇帝的不满和腹诽自古以来的阉宦都擅长此道。

皇帝起初还能保持较高的警惕性，但久而久之，也不免被魏忠贤蛊惑。皇帝怒道：“让许显纯把人都抓进大牢！”

魏忠贤诡计得逞，急忙趁热打铁，给皇帝支招，推荐自己的党羽填补空缺出来的位置。不料，他这么一提，倒是惹来皇帝的戒心，反倒是被训斥了个狗血喷头。

结果是皇帝非但没有惩处忠良臣子，反而在宫中召见了许多曾经被皇帝弹压的东林党、浙党、楚党官员，皇帝在会上好言相劝，对曾经动手打过的何宗彦、杨涟等人更是赏赐了诸多财物。

第二天，同样会错圣意一部分官员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他们误以为皇帝对他们表示笼络，是想要对魏忠贤下手了。皇帝自无此意，否则处置一个内臣，何须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倒是将魏忠贤吓了个不清，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

外臣之中，不乏有绝顶聪明者，他们结合往日皇帝的施政纲领，逐渐摸索到皇帝的真实意图同官员们缓和关系，稳定政局，同时腾出手来狠狠往宗亲身上宰一刀。

不过这个猜测着实大胆了些，毕竟自古以来向同宗贵戚下手的皇帝凤毛麟角，且无一不是狠角色，至于天启皇帝，不过是个年轻人罢了，他有太祖皇帝那帮壮士断腕的魄力吗？

尽管这只是部分士大夫的一家之言，可传到在京的诸王耳中，都不禁吓了一跳，尤其是诸王中的执牛耳者福王朱常洵，数日来，福王千岁惶惶如丧家之犬，四处打探宫中的消息，甚至亲自拟折子，向皇帝旁敲侧击。

但皇帝圣心难测，又岂会在福王这儿露出破绽？

沈有容进京献俘前一天，皇帝突然下旨申斥河南巡抚汪文言，批评汪文言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罔顾君恩云云。一时间朝野哗然。

汪文言何许人也？

不过是小小一个狱卒，承蒙皇帝偏爱，一朝飞上枝头，从一介布衣，摇身一变，成了河南布政司的封疆大吏。

何德何能？

多少人寒窗苦读？

又有多少人在基层摸爬滚打，苦熬资历？

有太多人嫉恨汪文言了，其中有素不相识的路人，也有曾经携手并肩的挚友，有在书桌上怒骂肉食者鄙的书生，也有幡然醒悟的投机分子。

为什么是汪文言？为什么偏偏他能讨得皇帝欢心？又为什么偏偏到河南上任？不少有心之人默默盘算，终于将真相锁定在封藩洛阳的福王头上。

乍一看，汪文言主政河南跟福王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联想一下，不久前的鲁王事件，一切就又说得通了。

京师。

周延儒邀请一干好友来府上小酌，与会者无外乎是东林党二代骨干：钱谦益、魏大中、阮大铖、黄道周、刘宗周等人。

周延儒的官位和履历虽不出众，但由于考中功名时排位稍高，在文坛上声望极佳，故而在众人里俨然有了首领的意味。他开口问道：“今天皇上下旨申斥了汪文言，诸位同僚对此可有赐教？”

阮大铖嚷道：“汪守泰在河南本本分分，压根没犯错。”

“木秀于林，就是最大的错。”后辈黄道周插嘴道。

周延儒摆摆手，说道：“皇上当初一意孤行，拔擢汪文言，可谓是一步登天。现在又无缘无故降下雷霆，当真是恩威难测。”

阮大铖喝道：“有何不解？就连街头巷尾的卖报稚童都明白的道理。玉绳周延儒字你莫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周延儒面露不悦之色，但也懒得跟阮大铖计较，他追问道：“你是说京报纸对此事亦有社论？”

阮大铖阴阳怪气的说道：“可不是嘛，人家温体仁现在是圣眷日隆，听说皇上召见温体仁的次数比见皇后娘娘还频繁。”

周延儒怒道：“不可妄议圣上！”

钱谦益等人也纷纷出言呵斥，阮大铖这才悻悻然闭上嘴巴。

东林党人虽然对朝政颇有不满，但矛头仅指向“各邪党”，对于天启皇帝本人并无不满。倒不是说天启皇帝对他们有多好，只是跟万历皇帝、泰昌皇帝比较起来，天启皇帝勉强算是个可造之才，至少他很勤政，知道上进。

但诸如阮大铖之辈也不在少数，毕竟，皇帝宁肯赏识汪文言那种布衣，也不屑于多看他们这些满腹经纶之人，任谁都会有怨言。

“今日的京报纸我也看了，的确值得玩味。”黄道周岔开话题，这位不久前高中的进士侃侃而谈道：“与官府邸报不同，京报纸对皇上申斥汪文言一事绝口不提，只一个劲的谈土地兼并一事。”

闻言，众人都是面色一紧，倒也怪不得他们多心，实在是土地兼并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个关乎国本的大问题。以史为鉴，但凡盛极一时的王朝，无不是很好的处理了土地问题，与民休息。相应的，一个朝代由盛转衰也是从土地制度崩坏，普遍的土地兼并现象出现开始的。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积累到万历朝已经到了足以压垮国家财政，动摇国家统治根基的地步，无地少地的赤贫之人纷纷揭竿而起，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亦是蠢蠢欲动。若非张居正主持改革给明王朝续命，早在万历朝早期，明朝可能就玩完了。

假如身为学生的万历皇帝能够继承老师的政治衣钵，坚持张居正的经济政治改革措施，中兴大明也未必是一场大梦。可惜，万历皇帝志大才疏，作为一个独夫，他的眼里更多的是一家一姓之福祉，远远达不到一位大政治家的素养，更别提什么政治抱负了。

神宗万历皇帝非但错过了中兴大明的良机，还给子孙后代遗留了诸多隐患，譬如党争之祸，譬如矿税之弊，譬如萨尔浒之败，再比如窘迫的国家财政和一个被贫富差距撕裂的社会。

后来编撰明史的明朝遗老遗少们甚至直言不讳的将明亡罪过扣在万历皇帝头上，以期给崇祯皇帝更多的怜悯与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