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小孟和木滨在喳喳了几个晚上后开始行动，把店里重新装修一番，挂上陈冲、刘晓庆等明星的电影画报，放起“小小的我”、“冬天里的一把火”等流行歌曲。大上海理发店是全上海最有名的国营理发店，凭的是手艺。他们的店改名为俏上海发廊，全靠发型时尚，把价格提到两块钱人数也看不出减少。俩人又把自己的发型捣扯美了，木滨成了披发大鬓角，小孟烫成了卷毛。

过一个月又装修升级一番，木滨建议把价格翻番提到三块钱，小孟犹豫着勉强同意。过几天木滨又建议价格提到四块，小孟瞪大眼睛，但人数还是不少。最后木滨说提到五块钱，小孟说大头兄弟想钱想疯了吗？

木滨说我、我没疯，来、来理发的人会、会疯。果然，价格提到五块钱，兄弟两个一天下来仍是忙忙活活，很多年轻人把来俏上海理发烫发当成了荣耀。高兴得小孟有时会敲一下木滨的脑袋，说你这个闷大头像一休哥一样聪明。

理发店的装修是在夜里关门后，两人自己动手完成的。所以八七年开春的头三个月里，黑白忙碌的木滨几乎没有了思念和担心媳妇儿的空隙。等到理发店涨完价步入正轨，木滨算计着预产期差不多的时候，就和小孟商量着，预支了六百块钱赶回家去。

离家半年，媳妇儿沈风茹和岳母倒也无恙。只是因了营养不济，怀孕的风茹面色黄瘦，转过身去木滨抹出了一把泪水。随即把网兜里的罐头打开端给了岳母，拿开媳妇儿手里织的半截毛衣，沏了碗麦乳精递了过去。

木滨找村委会开了证明信，拿户口本儿去乡里照身份证。上海的派出所要求办理暂住证，没有身份证是不行的。

等到了乡里负责人说不能给你办理，木滨纳闷了公社都改成乡了，时代变了怎么办身份证还要讲出身成分吗？负责人说你们家去年的公粮和提留都没交呢，交完了才能照身份证。把公粮折成款项和提留交了八十多块钱，这才把身份证的照片给照了。

晚上回到家，债主们闻着味儿似的都上门来了。木滨给他们分去了三百五十块钱，答应剩下的钱半年内还清，剩下一百七十块钱等着媳妇生孩子。

几天后儿子出生了，瘦的比墙角窜出的老鼠大不了多少，不过哇哇叫倒也欢快。当接生婆说恭喜你孩子是个“带把儿的”这句话时，木滨心里如同一块石头“咚”地落在了地上。从城里出城到村子不过五里地的路上，不下十几处墙上有“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的类似标语，先前对生女儿的担心变成了喜悦。

木滨跑到爸爸和奶奶的坟上烧了纸，一来要告诉爸爸和奶奶家里续上了香火，二来过年没在家，算是补上给老人的纸钱。

半个月后，木滨拿到了写着自己程木滨仨字的居民身份证。他默默地拿着身份证望了好久，半夜醒来还看了两次。是的，身份证上确实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字样。这时才真正地感觉到，他是芸芸众生中平等而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一员，他才是属于这块大地的子民，这一天他等了二十二年。

然而在他幼小心灵中植下的自卑的雾霾，已经侵入他的骨髓，一张身份证是远远驱散不了的。心理的病毒抽丝般离开他的躯体，还得需要几十年时间。

回到上海，木滨和小孟一起把发廊做成了南市区档次最高价格最贵的理发店。每天晚上、每到周末人头攒动，两个外地小伙子在上海滩挣到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两年多的夜以继日，小孟有了一万五千多块钱，木滨除去还账和家里的开销，也有了四千块钱的存款。

俏上海发廊的生意，让多少个发廊羡慕的要死呢。可是八九年的春季，小孟和木滨却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离开，离开这个解决生计开了他们钱路的店铺。

那个潜逃国外的电风扇厂长，成了他俩人生财富启蒙的“一句师”，厂长的话让他俩在闭灯后的夜里探究了三年。厂长把理发店说成了一个攒钱的地方，而挣钱尽管不知道在哪里但绝不是在这里。厂长还说将来有一千万才算真正的有钱人。脑袋里住进了欲望的魔鬼，两个小伙子早已经等不急了。

他们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大学生为什么停课，只知道《新民晚报》上看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孟要跑去广东做批发洗发水的生意，去实现他十万元的梦想。尽管后来小孟没有像木滨一样挣下百亿财富，但也编织了自己人生的传奇。二十多年后两人再次产生交集，在杭州最高档的别墅区，小孟用“一个别墅换回了八个别墅”。

木滨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但也决意离开理发店，把自己再逼上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