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国栋说，陈继良要先搭上海往返武汉之间的轮船，回家的话顺流而下，得一个星期；从上海返程回武汉则是逆流而上，一般十天左右，多的十二、三天，也有的班船要十四、五天。要在船上呆半个月，无聊透顶。也有火车，但车票难买，陈继良相比更愿意坐船。坐火车的话，一般只能买到站票，人挤人站一两天，太受罪。虽然有卧铺，但车票极紧张，有级别的政府官员凭介绍信才能买到。一般人买到坐票算幸运的，但幸运地坐上几十个小时，也是腰酸背痛屁股发麻，极为难受。不如坐船有床位，空间宽敞，行动自由，舒坦一些，但缺点是时间长。好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慢节奏，人们也习惯了。

因此如果他想正月二十开学就上班的话，得提前到正月初七、初八就要出门。到武汉后，转乘到县城的班车，这车一天两趟，到城关了再转坐城关至镇上的班车。武汉到城关和城关至镇上的两个车站还不在一起，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北。武汉到城关的班车到县城的时间约是下午两点和五点左右。如果两点能到县城，赶上班车再过两个小时能到镇上，再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就回到了学校。如果在城关已是下午五点，就误了回镇的最后一班车，也就只能在县城多呆一夜。许多人是在车站里坐躺一夜，搭第二天的早班车回到镇上，第二天中午前才能回来。

不知道陈继良年后哪天出的门，现在到哪儿了，甚至不知道他今天是否会回来。叶秀枝知道的是，对于这个小山村，陈继良虽然适应了，但与上海相比仍有天渊之别。

或许，他年后动身晚了呢？甚至不想来了呢？

叶秀枝没去过上海、武汉这样的繁华大城市，但多次听陈继良说起，也问过许多细节，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感，心生向往和羡慕。

叶国栋不是李家畈土生土长的人，早些年镇上决定建先锋大队方圆二三十里地唯一的小学后，将他从另一个乡镇上小学的教导处主任兼骨干语文教师调到了这个小学当了校长，提了级。这个小学规模不大，共只四位教员编制，人事简单，没太多内部管理的事。因此他虽是校长，主要精力还是在教学上。

先锋小校建成开学后，他又张罗建建好了自己的新房，新房就在学校旁边。他们夫妻及儿女两人就都迁了过来。

那时人口流动少，农村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往往容易找到沾亲带故的人，大家的生活习俗差异也不大，因此他和家人搬来这里也过得惯。

叶国栋是解放前的高中生，作为老师，他的文化和教学水平都十分称职。都说那年头高中生的文化水平比后来许多大学生还高呢。尤其是他一手毛笔字写得漂亮，过年或哪家娶亲、老（死）了人要写对子，这一带的人都会想着请他写。他随和，有求必应，而且他家还常备了红黄白三色纸，红的写喜事，黄、白色纸写的是丧事。写之前，他会简短问几句、聊聊天才动笔。他记得几百条各种情况的对联，但往往会挑选最适宜的内容写给求索的人。而关系特别的，他会创作，动脑筋写新内容。

对联写好了，求字的人会给他一包两包纸烟，往往是几分钱一包的“农乐”，他客气下就收了，也不嫌弃烟好烟坏。要知当地的农民都是抽水烟袋或烟杆的，烟叶自家种，切成细丝，能买了整包的卷烟给你就很尊重你，讲面子了。在那时的农村，日常能抽纸烟的人，都是有来头和派头的。

叶秀枝记得，也有极少的出手更大方的人，会提一包红糖或一瓶酒来。那时乡下走亲戚，往往也就是用红纸包成三角尖的一斤一包的红糖，再加一支瓶装的牌子酒就是看得很敬重了。所谓牌子酒是指贴了商标的正规酒厂出的酒，并非茅台、五粮液等名牌。当时乡下人喝的酒，即便是请客，也大多是从大队小卖部买回的附近乡村酒厂出产的散装酒，自己拿壶去几两、几斤的打回来。很少有人买整瓶牌子的，那种贵，要钱多。

不只是酒，酱油、醋等调味品，也是可以零打散买的。一般人家，厨房里的调品有酱油、醋的，就不错了，能干勤快的家庭主妇会自己动手酿酱油、醋，周家英就是这样。葱姜蒜辣椒等佐料一般农家都是自已种的有，至于味精、胡椒或别的调料，是请客办酒席时才用的，是许多家庭的稀罕物。

能拎红糖和酒来的，有的是亲友或干部。亲友和干部在红白喜事时本就要请叶校长去参加酒宴的，又要烦请他写对子，就得提点像样的礼物来。而不论是否亲友，对提了糖、酒来的人，叶校长就会更客气，连说“这怎么好意思，应该帮忙”之类的话，对联就写得更长、更宽，字和内容也多动一番脑筋。

不管对方是谁，叶校长都按礼数讲客气，会假意谦让一番，让对方把礼物拎回去，对方则会执意将礼品放在堂屋正中靠墙的神龛柜上，说：“要您家费力动脑筋写，还要您家的纸墨，一点小礼，应该的，应该的！”叶校长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假戏真做。这种在别人看来有身份的人能够主动地谦卑，自视小器，是对施礼者的敬重，也更能赢得农村平头百姓的尊重。久而久之，叶校长的谦卑已程序化了，表演得并不真实，但能够演已让村民们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