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知元家里做冰棍生意快两年了，他的父母做得越来越顺手，帮工叶秀枝也很踏实、灵光，是得力干将。

马知元有了新想法，他以亲戚协助赡养老人的名义，将妈妈赵红英的户口转到了住在青岛路国安局宿舍的老乡李大荣家里。然后让李大荣以家庭生活困难的名义在居委会申请了一处冰棍摊，地点在青岛路街口，这个摊位由赵红英经营。这个摊点与原来的相隔一站路的样子，却不通公交。对李大荣，马知元当然逢年过节都有所表示，两家来往亲密，终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这样增加了一个摊点，两位老人各守一个，叶秀枝就两边送货，那边忙就在那边照应，中午由她回家做饭送两位老人吃。下午四点多，刘家翠就下班回了家，她一般不落屋的，下班就径直到洞庭街口生意更好一点的冰棍摊上去，换一位老人回去休息。

此时，中国的物价开始蹭蹭地上涨，时不时传出某类物资紧俏、脱销的消息，老百姓站队买菜、屯盐、屯酱油，甚至屯大米，是当年较常出现的事。其原因抽象地说，是社会生产和流通不能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导致的局部紧缺，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十亿人口的大国走了三十年计划经济的路，现在要掉头转向搞改革开放，没有历史路径可循，国外也没现成的经验可学，难免会失之偏颇。那时，黑白猫理论、摸石头过河的说法全民普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尽皆知，一方面是主张一切皆可试，另一方面甩不掉历史包袱，剪不断社会脐带，暗礁和雷区众多。

对老百姓而言，几年前原本凭票供应的各类生活物资陆续实行价格浮动，有时供不应求，拿票排队也抢不到，有时不要票也敞开供应。好在那时制假、售假还闻所未闻。各类票证逐渐失去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带来许多生活恐慌，许多日常物资越来越紧俏。其中既有消费需求扩大的福音，也有价格双轨制的负面作用。能钻营搞关系，掌握特权、批条子的“倒爷”们当时风头最劲。

最开始的“倒爷”是指倒买倒卖的人，他们一方面将计划经济内的一些紧俏物资和某些权利，例如当时热销的家用电器、火车皮、钢铁或香烟指标，倒到市场上去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将此地不值钱的某些生产和生活物资，成批地运到另一地高价出售。

报纸、电台经常报导说汉正街又出了多少位万元户，或那个老工厂采取承包制经营焕发新春等，劳动致富被公开宣传，全民向钱看不再是耻辱，但此后却变成全民赤裸裸的追求。

改革开放初期，在物质产品供应普遍紧张的同时，文化艺术作品却出奇地受到热捧，精神枯竭已久的全民释放出巨大的追求文化艺术的热情。1979年，早些年间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首次公开印刷发行，开售当天北京王府井排队达两站路，文学爱好者摩肩接踵。书店里，前厅柜台上几人同时销售，人声鼎沸。那天，每人限购两本，许多人表示就要买两本，读一本，留一本做纪念。

之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都引得洛阳纸贵，一版再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各领风骚之后，八十年代的诗歌终于唱响时代华章，舒婷、北岛、顾城等诗人灿若星辰，受人景仰。据说，当年在报刊杂志发表了一首小诗，可以收到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其中有不少的求爱信。而在学术界，也是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意见或偏见领袖们一个个争芳吐蕊，艳如夏花。

世俗生活中，黑白小电视机、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俗称三洋，可播放磁带和收音、录音，有双喇叭、四喇叭、八喇叭和大小之分）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之后电冰箱、录像机渐次流行。邓丽君、刘文正、徐小凤等港台明星的歌曲，以及稍后张行翻唱的《迟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风靡一时。再后，听和跳迪斯科成为青年人的时髦。那年头，年轻人流行穿喇叭裤，小伙子喜欢留长头发、戴蛤蟆镜。崔健在吼出《一无所有》之后，北方摇滚的嘶吼与南方流行歌曲的温情小调交相辉映。街上开起了歌舞厅，通宵达旦有人唱歌跳舞，也有流氓地痞打架闹事，因盯着对方的人多看了一眼两伙人就会干起架来，拍砖头、刺跳刀，仿佛不见血就没劲，都挺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