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个体制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大还是老大，老二就是老二，在日常工作当然是党领导一切，只是传统的文化单位，基本都是看文字功底、编辑水平，对官衔的称呼极少，一般都是叫老师，科级处级都是这样称呼，到了厅级为了区别就把“师”去了，直接叫“老”一个萝卜一个坑，熬到厅级的都在五十岁以后，也不算叫的真老了。

上头改下头也就跟着动，河右日报社下属的农民报、文摘报等等都改成社长负责制，也有跟社长一样级别的总编辑，称呼也从传统的老师改成了社长、总编。

田禾跟李甫都是正处级，原来在河右日报社也是平起平坐的两个部门主任，来了晚报后，李甫安心弄好编务，田禾就去折腾社务，本来很好，但这不到一年的运作后，俩人之间有了些不公开的矛盾具体是什么有传言但也有几个版本，李锋芒不喜欢打听这些八卦消息，甚至人家对他说都不听，但也大致知道最接近真实的版本：

田禾觉着李甫弄的报纸太“温和”，原话是“嘴不尖、牙不锐，怎么能啃下发行、广告”，也就是说他喜欢批评报道、轰动的批评报道，这样有助于报纸的影响力，从而提高广告与发行。

李甫则认为报纸不能太激进，不管是发展还是报道，都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新闻报道鞭策“恶”的行为没问题，弘扬“善”更是重中之重。此外，他对田禾不检点的私生活与稀里糊涂的广告账目很是不满，原本觉着田禾辛苦是为了报社发展就睁一只闭一只眼，但慢慢就觉着田禾就是为了自己潇洒。

旁观者清，李锋芒很聪明，他也不知谁对谁错，也都钦佩这两位他新闻路上的老师，他更知道如果这俩闹翻了，肯定对报纸不好。但他无能为力，并且看着报社的各个部门逐渐开始“站队”，心里很不舒服。比如社会部的主任就是田禾的亲信，经常拉田禾去喝酒而夜班编辑室的主任就是李甫的小兄弟，弄完报纸去宵夜，他俩就经常无话不谈。

最糟糕的是河右晚报社刚成立的时候，田禾跟李甫本是多年好友，他俩嫌麻烦没搞社委会只弄了编委会，晚报所有事情都在编委会上说。刚开始田禾很少参加，这个编委会讨论稿件就是李甫说了算，有人事任命也就提前商量下，现在田禾参会多了经常说稿子的问题，李甫也经常拿发行广告说事，于是主任们都不知该怎么办了。

河右日报社有社委会，也有编委会，尽管是一套人马两套班子，但事情分得清，社务就是社委会定，也就是社长说了算，编务会社长很少参加，除非要决定重大稿件或者需要发的稿件，才去说两句，也大致是总编辑最后拍板。

这些啰里啰嗦的事情，李锋芒一点也不想管，后来不愿意当这个特稿部主任跟这个也有关系，他不站队，如果站也是站在新闻这条路上，跟这些个与新闻关系不大的永远中立。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下午开编前会，李甫看了看报题记者要写稿子前得先报一个大致内容，一般就是一两句话，训斥了几个新闻部的主任，田禾就在旁边说编辑要加强编辑，不能死等稿子，要学会在稿子弱的时候报纸不弱。

这不就是在明着抬杠，矛盾眼看就要激化嘛。

李锋芒写的这个“三千头猪养在纸上”，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来的，第一天的两篇都是很中性的稿子，填补了采访稿件不多的窟窿，第二天各部门交稿子正常了，新华社也有了诸多国内国外通稿，他这个稿子田禾要亲自修改就成了李甫的不痛快。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李甫在特稿部说的第一句话是关于勤奋“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这第二句这话主要是鼓劲“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第三句肯定是讲团结了。

此外他还说了两句李锋芒听着不知该怎么回答的话：李锋芒是特稿部的首席记者，等同于主任，你两位尽管跟他一起来，年龄相仿，但要多请示，多沟通，就像我是晚报总编辑，各部门主任关于采访跟我汇报沟通一样。

李甫走后，李锋芒跟黄长河与赵晨阳说：咱们是兄弟，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有事一起商商量量就好，我这个人简单，最忌讳背后说话，两位是咱晚报大拿，我学习还来不及呢，更不要谈什么指导。

黄长河家是省城附近一个村的，就像从自己村里的院子看不远处的高楼大厦，他笑着说：李首席就不要谦虚了，我是真心佩服你的稿子，我没说的，携手共进，共创咱特稿部辉煌。

赵晨阳话少，在社会新闻部连续半年发稿都是第一名，好像省公安厅他有亲戚，再加上他在此前是河右青年报的校对，有过一年新闻从业经验，做事谨慎，擅长法制方面的报道，他的表态就一句话：我听李首席的。

李锋芒掏出烟散：咱们部门第一炮主打“3、15”吧，我查了下，去年这个消费者权益日的主题是“在法制阳光下安全健康地消费”，今年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这个比较费解，两位先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围绕这个推出一系列起码每个人三篇，然后在3月15号集中推出，如何？

黄长河说一炮打响，赵晨阳说深谋远虑，于是特稿部第一次会议结束，李锋芒去找田禾拿第二天要见报的稿件，黄长河跟赵晨阳去收拾自己原来办公室的东西，说起来李锋芒在热线部还有点零碎，黄长河说你不要管了，我给你弄过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