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简的父亲，独白：

我们家里有7个孩子，上有，2个姐姐，2个哥哥，之后还有2个弟弟，我在男孩里排行老三。

高中毕业，因成绩不错，我顺利进了当地知名的电缆企业，一家当时行业内的头部企业，这在当时一个住房紧张，且孩子多的让给人窒息的家庭环境里，我一个在家里排行中不溜，长相中不溜，只能靠闯祸才能被大人发现的小透明来说，进入好的国企，是我能被父亲赞赏的唯一办法了。之后，我仍保持半工半读，一方面是因为我只有看书和音乐这两个爱好，也梦想着能高考后金榜题名，离开负重的家庭。

当孤傲清高的少年撞破了倾慕的女生和领导之间的事情后，留下只能是一地狗血剧情，命运给了我两个选择，是悲凉的丢下铁饭碗，又或者是体面的离开家乡。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住房在我们那时，是头等紧缺的资源，而且孩子们都大了，天天杵在父母面前，确实挺招人烦的，如果再是一个丢了饭碗的孩子，我都不敢往深了多想。于是，响应国家号召，带着知识和技术支援内地建设，体面的离开家，便是我不二的选择了。当时正值恢复高考，命运却没给我太多准备的机会。

但正如茨威格说：命运中所有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那时的我，只是目光短浅地掰着手指，工资会多了多少，住房会大了多少，没想到后来的艰难和无奈。

故事便从我远离父母，只身一人，前往内地工作，开始说起，当地人亲切的叫我们“支内职工”。

支内职工是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称呼。

1960-1970年间，大批的在职职工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支援三线内地城市的建设，这批人被称为“支内职工”。

1964年，中央部署将很多沿海发达城市通过搬迁工厂或者技术支援的方式，为内地的三线城市发展提供帮助，又经1971年以后，国家重新下达了新的项目部署，搬迁的工厂大部分是与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有关的大型工厂。我所任职的电缆企业就是其中的一家。

很多报纸文献中说，这场支援国家建设的运动，在1973年基本结束，而我却是1977的那一批，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上的最后一批，那时我刚满23岁。

1977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若按原定计划，我本该努力备考，为命运拼搏一战。可还没从失恋里缓过来的我，不仅怀疑爱情，而且怀疑人生，只是一股脑地想要离开伤心地，同时摆脱家庭束缚。在现在看来的确是年少轻狂的，放弃当地的户口，随工作地签出，也为之后中年的困境和之后孩子的教育困境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