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说说明朝另一个掏空国家的毒瘤--藩王明朝三个世纪以来，一个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就是藩王问题。

分封藩王，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用制度，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从目前来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从目的说，正如朱元璋所说：“以藩屏帝室”，就是用藩王权力来巩卫中央。

本着这个目的，朱元璋做了一件公认的错事：洪武年间分封的藩王，不但待遇优厚，而且军政权力极大。尤其是有兵权，北方几个藩王，诸如宁王，燕王，谷王，辽王等王爷，更掌握着明朝精锐武装，各个雄视天下。

但对这个潜在威胁，朱元璋也不是没有预判，明朝藩王制度比较前代，一个进步就是管理严格：特制了《天潢玉牒》，凡有皇室子弟出生，就要记录在册，封赏赐爵乃至皇位传承排序，都是按照玉牒来。另一点就是重视教育，朱元璋还编写了《永鉴录》和《御制纪非录》，这俩个材料，记录了历代藩王的作恶教训，发给各地藩王学习，告诫他们要忠心为国，免倒覆辙。同时规矩也多，藩王们穿衣服不注意，盖房子盖出格，出门仪式招摇点，都很可能给扣“违制”的帽子，按谋反来处理。

但千防万防，却还是防不胜防。手里有兵，就有造反的风险，外加朱元璋的制度，本身还有个漏洞：明朝藩王制度规定，如果中央有奸臣弄权，藩王就有权起兵巩卫皇室，清除奸臣。结果，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了法定继承人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起兵的名义叫“清君侧”，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作为藩王叛乱的胜利者，永乐皇帝朱棣，对于藩王拥兵的危害，自然感同身受。在坐稳了皇位之后，除了清算建文帝旧臣外，他大张旗鼓做的另一个事情，就是削藩。

其实削藩这件事，早在建文帝当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办，不但当时的朱棣被恶治，其他诸如周王，代王，齐王，不是被削去王号，就是惨被关押。而在朱棣登基早期，为收拢人心，对这些倒霉王爷们，也曾大力安抚。

朱棣杀进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藩王平反，之前被建文帝修理过的藩王们，大都恢复了爵位。另外还有优待，不但提高藩王们的经济待遇，还提高王府官员的品级。封赏也很大方，比如对周王，一即位就赏赐了两万多钞。接着周王过生日，更又送了大批财物。《万历野获编》里说他那时对藩王“倍加恩礼”，真如春天般温暖。

但春风拂面过后，接下来就是电闪雷鸣。削藩行动开始了。早在对藩王无比恩宠的时候，朱棣就已经行动，在各位藩王的身边密布眼线，严密侦测一举一动。而且这帮藩王们，除了蜀王周王等少数人，大多数都劣迹斑斑。罪过不难找，就看时机。在永乐朝之后严厉的削藩下，明朝的藩王们，政治没了出路，生活却总算还有追求。

因为明朝的藩王制度，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历代分封不断，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给爵，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把王爷们养起来，日久天长，越养越多，财政负担也就越大。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皇帝的其他儿子，要封亲王，亲王的世子袭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的长子袭爵，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再往下，镇国将军的儿子们，要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可以说是几何级数增加。

而从财政开支说：亲王的固定工资，即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更都有数额规定，累积下来，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就拿《天潢玉牒》里的记录说，到了嘉靖初年，明朝的宗室总数，就比明初膨胀了千倍。万历年间，总数长到三十多万，明末天启年间，更有六十多万。

所以自此以后，明朝历代皇帝面临的藩王问题，也就因此不同。明初的皇帝，愁藩王们造反，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

这个问题，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说的就很清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每年却有八百万石。具体到地方，军事重镇山西省，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却有三百多万石。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当地藩王消耗粮食，却有一百九十多万。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满藩王的嘴。

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各地的藩王们，其实也都生财有道，搞政治没前途，搞经济挖国家墙角，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

最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统年间，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几十顷，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几千顷，比如明孝宗的弟弟兴献王，就藩的时候，一次就赏赐给他四千多顷土地。等到万历天启年间的明末，更是变本加厉，比如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一次赏赐庄田就有四万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