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的恶果，可想而知：肥了藩王的腰包，却坏了国家的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外加每年巨额的恩养藩王的开支，哪怕是太平年月，国家的财政，也常捉襟见肘。倘若赶闹灾打仗，更是常穷得叮当。

而且即使如此，藩王们还是不消停，大多数藩王，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通用的招数，就是侵占民田。

侵占民田的招数，也有好几种，一种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另一种叫“投献”，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如此一来，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也就越演越烈。

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侵占。与之对应的，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那位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的巨额财富，平日里藏着掖着，舍不得拿出来，一闹农民起义，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这个角度说，藩王们做了“大贡献”。明朝藩王的这些大问题，历代明朝君臣们，也不是没有重视，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想尽办法，遏止其日益膨胀的危害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于1521年，这时明朝的藩王制度，经过尽两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大负担。

这个负担多沉重，说几个当时的情况就知道：嘉靖七年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0万金，然而每年的财政支出，却高达241万金，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美其名曰武职开支，就是供应藩王以下，诸如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流的角色，全是为了养活这帮人。

而当时的藩王宗室，不但人口多，滥支国家财政的现象也更严重，向朝廷要赏赐，更常常狮子大开口。不但藩王要养，藩王下面的子弟们，乃至子弟的亲眷们，七大姑八大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属，都敢巧立名目要赏赐。按照户部尚书梁材的说法，明初的时候，如果养活一府的藩王，需要一万石粮食，那么现在同样的王府，就需要至少十三万石。梁材还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百姓的税粮有限，藩王的繁衍无穷，这样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放在明朝政治下，官员如此指摘藩王，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嘉靖皇帝朱厚熜本人，就是以藩王身份入继皇位的，给这样一个背景的帝王说这事，可以说极其不给面子。但局势严峻，面子也不顾。嘉靖皇帝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命令群臣设法解决。

自此以后，明朝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管理规定，比如严格审查，发现冒名请赏的一律严办。此外还加强教育，给藩王们办学校，教育他们要为国分忧，勤俭节约。另外还有“均人役”，就是改革以往的免税政策，令藩王分摊部分国家税赋。这几样政策，确实也省了不少钱，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其实在这期间，最有效的办法，也有人提出来过，就是当时礼部尚书霍韬提出的“定子女”，内容是把藩王们的后代们，特别是旁支庶出的后代，尽可能编入民籍，允许他们参与士农工商活动，从此自食其力。如果照此实行，藩王资格门槛提升，增长幅度必然大为减少。但嘉靖皇帝思考半天，还是决定“从容审处”，毕竟牵涉十几万藩王的利益，不是小事。

一直到嘉靖皇帝晚年，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御史林润的奏折，再次震惊了朝野。在这封奏折里，林润不但揭露了恩养藩王开支巨大，国家难堪重负的严峻现实。更指出先前朝廷的各色规矩，都是小打小闹修补，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出台一部根本法令，作为后世遵循的准则。即“以垂万世不易之规”。

这封奏折着实有效，嘉靖皇帝也明白，有些事必须要抓紧办了。随后经过多方讨论，终于在两年之后，由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内容共六十七条，核心内容有二：1，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娶老婆都要礼部审核。藩王子弟赐爵，更要有资格审查。2，对藩王的开支进行财政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更减少原定的固定工资数额。从那以后，藩王们从袭爵，赐田到日常开支，都有了严格的监管，挥霍无度的日子，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明朝中期，《宗藩条例》的作用也十分巨大，嘉靖身后的隆庆，万历年间，明王朝在藩王开支方面，也大大缩减，国库也日益充实，后来的“隆万中兴”，确有这方面原因。但这个著名的条例，还是难以治本，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没有规定限制，关键的“定子女”这条，也是毫不提及。藩王后代的寄生虫角色，依然丝毫未变。

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宗藩条例》还带来一个恶果：藩王后代们请爵，封赐，都要礼部拍板，而且随着明朝财政日益拮据，礼部对此卡（爵位卡）的也越发严。得不到名分的藩王，既没有国家养，更无法入民籍，自食其力的工作，别说干不了，朝廷也不许干，就此没了活路。到了明朝崇祯年间，好些藩王子弟因为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活活饿死。

这个问题涉及祖训皇家藩王利益需要循序渐进，在未来几十年逐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