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儿觉得世上有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靠双手挣钱不丢人，谁也没有规定摆地摊就低人一等，又不是封建时期“士农工商”那一套，新中国，就是该人人平等。

仰赖于父母的教育，她和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人不一样，属于胆子大脸皮厚，上街吆喝从来不带害臊的。

不过毕竟是大四的最后关头，没必要搞得太僵，顺利毕业才是要紧的。

两个人是对教务处于老师的话照单全收，不过越听到后面越觉得不对劲。

教务处也是接到举报，说有本校学生在外摆小摊，虽然现在鼓励个体经营，可始终不体面，有损学校声誉；二来，举报还称他们故意抬高商品价格，卖给外国人，这要是传出去，不就跟奸商没两样了吗。

于老师难免觉得这样不妥，说话就有些不客气道：“你们都是首都大学的学生，在外也代表学校的脸面，这种事情简直是有辱斯文嘛。”

禾儿颇有些不赞同，不软不硬地说：“先烈们出国留学也勤工俭学的。”

还都是首都大学的学子，怎么能就叫有辱斯文呢，没钱就挣，又不偷不抢的。

于老师有些卡壳，说：”那是他们钱不够，你们现在上学又不花钱。“

不用交学费，学校还给发补助，像禾儿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是最低等，每个月只有九块钱，每顿在食堂吃素的话还是够的，但多余的事是做不了。

禾儿掰着手指头数说：“食堂素菜还是五分钱，馒头五分钱，哪怕顿顿这么吃，这个月要是有三十一天，我这九块钱就得饿一天。“

于老师又不是眼睛瞎的，说：“你这穿的戴的都不便宜吧，家里会只让你靠九块钱过日子？”

禾儿疑惑道：“我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能靠家里人过日子，当然要养活自己。”

于老师“哟呵”一声，心想难怪人家说干个体的挣钱，这要都是靠自己挣的，可了不得，说：“难怪信上写你们以次充好、从外国人那儿骗钱，说吧，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在校外摆摊严格来说是不违反规章制度的，估计也是没想到有人会这么做，所以没写进去，他顶多就是训诫两句，但这条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查实的话最少也是一个处分。

禾儿不知道这条罪名从哪里来，正待细问。

高明说：“以次充好绝不可能，我们做生意，讲究的是信誉，外国人难道都是傻子，看不出来吗？没有人去公安局告我们吗？”

这话倒是，于老师沉吟片刻，说：“兴许是他们买的时候没来得及发现。”

这个更好笑了，高明反驳道：“上次外宾回国，才发现出租车司机多收钱，都写信到大使馆严正抗议，我们是有几个胆子，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这事，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下马不少人，全市刚有的那些对外国人、中国人标两样价的风气肃然。

于老师觉得他们确实没这么大的胆子，主要是前途正好，挣点小钱而已，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必然是事事小心才对。

但他作为老师的权威不容挑衅，说：“那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高明心想，那也不能一封举报信说了算，只道：“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不会认的。”

禾儿更是敏锐指出说：“举报的人调查得挺清楚的，看来观察我们不止一两天了，这样的人，老师不觉得才是最可怕的吗？”

于老师一愣，他早年可是在干校待过五年，不就是因为举报吗，想想说：“应该是你们认识的人。”

别的人，不至于班级、姓名、学号都写得一清二楚的，他们在外面肯定不会打着学校的名头做事。

禾儿心里过一遍人，觉得是谁也说不好，他们摆摊的时候可没少遇见同学，一传十、十传百的。

讲句大话的，不遭人恨是庸才，她可算是本届的风云学生，认识她一点也不奇怪，究竟会是谁，一时半会也没有想法，冲高明微微摇头。

高明是更想不到，说实在的，他自觉这性格也很难得罪谁。

但不管是谁，于老师被这么一耽误，好些准备的话都不张嘴，只说：“总之你们还是注意一点，等毕业谁也管不着。”

这话倒是真的，禾儿出教务处的时候多少有些不高兴道：“ 让我知道是谁，绝对不轻饶。“

又说：“得想办法找到是谁。”

高明也是这么想的，说：“先停几天吧。”

损失当然是有的，可老有人盯着总叫人不舒服。

禾儿长舒口气，说：”全当休息，我这几天也有点累。“

这话是说着让自己高兴点而已，人不乐观能怎么样。

两个人是真真切切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开始在有过矛盾的人里搞排除法，最后发现这件事还是颇有难度的。

而且要怎么查是个问题，于老师虽然很看不惯这种行为，但保护学生隐私，也拒绝透露任何和举报信有关的事情，反而劝他们事情没闹大就算，最好还是好好等着毕业。

但禾儿他们怎么能吞下这口气，这种小人，要是不揪出来，以后还不定会做什么事。

只一个劲琢磨着，但没等他们想好，上次一击未中，第二封举报信又来了。

出于种种原因，各校的风气都比较保守，学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一经查实，轻则处分，重则开除。

像禾儿平常在学校，和高明都是隔半尺地走路，只有在校外，单独相处的机会才比较多。

处对象和上次可不一样，是实实在在不允许的，要是真的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老师严肃得很，说：“方青禾，你先说。”

禾儿眨巴眼，一脸无辜道：“要说什么？”

这种冥顽不灵的女同学，于老师见过不少，长得越漂亮的越爱嘴硬，他不会没有调查过就把学生叫来的，问道：“你跟高明是什么关系？”

禾儿心里一咯噔，就知道这次是为什么，说：“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这三个字，高明多希望不是，但也说：“两家还是世交，平常就比其他同学亲近一点。”

这事，哪怕在系里打听一下都是知道的。

男孩女孩，一起长大，能没什么猫腻吗？

于老师深觉得这次是抓得瓷瓷实实的，说：“狡辩是没用的，交代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

禾儿心想我能交代什么，眼睛不闪不避，说：“朋友就是朋友，您不信可以去查。”

一向处对象要抓证据的，要么是书信，要么是现行，仅凭一封举报信就要定罪，未免太随意。

她还是那句话，说：“是上次没让我们吃亏，又想来第二次啊。”

学校其实并不鼓励这种学生之间写信举报的风气，哪怕是于老师自己也不喜欢，不过说：“你们没做的事情，也冤枉不了。说吧，上周六在小红楼做什么了？”

小红楼？

禾儿一时没反应过来，短促“啊”一声说：“这个不能说，您得去问我们张院长，是他叫我们去的。”

于老师才不敢去问，张院长既是副校长，又是国内有名的经济学家，德高望重的，哪儿轮得到他去问。

只说：“现在是你们说什么算什么了？”

高明觉得这话头有点不对，陈述事实道：“是张院长今年要发表的论文，我们俩是帮忙收集数据而已，正在保密阶段，我们可以请他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