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秉谦被反呛了那么一句，倒也只是拱了拱手，并未多话。

他也知道皇帝对大明官员的灰色收入束手无策，毕竟要求一伙月薪三千的人天天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宏大叙事，实在是违反人性。

丁绍轼咳嗽了两声，上前一步道，“臣以为，不如暂且停了三大殿工程，从先前户部尚书李起元之请，复开商税。”

丁绍轼面色蜡黄，吐一个字就喘一口气，显然已是病入膏肓之象，他从去年开始就隔三差五地上疏乞骸，只是皇帝总是不允。

此刻朱由校在后殿听得丁绍轼的咳喘声，不禁心下酸胀。

除了孙承宗，皇帝第二喜爱的日讲官就是丁绍轼，因为他声音洪亮，每讲经史及《帝鉴图说》都深入浅出，让皇帝很受启发。

从前有一回日讲时，正逢朱由校偶感小疾。

丁绍轼便特地从《帝鉴图说》中，挑选唐玄宗遣归方士的那一篇文章讲与朱由校，以此劝说皇帝清心寡欲，节饮食，慎起居。

朱由校听后，不由为之动容，其后便对人称赞丁绍轼道，“诸臣所进讲者，朕率不能晓，独此高鼻大声有髭髯先生进讲，朕能具悉。”

魏忠贤自然也知晓皇帝对丁绍轼这位前讲官的感情不一般，见状连忙道，“丁阁老还是去前殿歇一歇罢。”

丁绍轼摆了摆手，接着道，“皇上，据关门塘报所言，奴酋之来犯，旦夕不可知，袁崇焕请银四十五万两，仅了目前急需，时刻不可缓。”

“臣等攒眉无措，且先议二十万，而户工二部彼此争执，延至四十日尚不决，虽有旨派定分数，而工部六万，尚不知何处措办，户部止有四万，其十万又迟迟不决，而奴酋岂肯待我也？”

“去岁户部尚书李起元因新旧兵饷詘乏至极，暂议开复商税，责成廉明经管，务期通商裕国，于民不扰，臣以为此举甚为妥当，国家自有东事以来，悉索海内敝赋以供一隅，而忧不足，然天下税课抽分衙门原有祖宗旧制。”

“其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繇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徵榷者，即查境内关津扼要，水陆冲衢，征什一于富商大贾，严禁营管之官吏，痛革积充之巡拦，不但府州县佐贰首领不得奉委，即道府亦不得专政。”

“如此行之各省直，岁可得银一二百万，尽解户部，户部另贮，以待不时之需，以备进剿之用，行之数年而果殷殷其有陈朽也，即田亩之派与民，蠲之可矣。”

“朝中物议，有谓商税当日创自神宗皇帝，争者章满公车，继而蠲自先帝，颂者感泣德化，却不知事有权宜，期于救时，且万历朝亦何尝有加派哉？倘或加派尚可，征商何为不可？……”

丁绍轼说着说着，忍不住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魏忠贤待他咳完，也没说商税如何，只是回道，“丁阁老宽心，三大殿工程宏鉅，费用浩繁，奴婢早有打算，这军饷与工程总是两不相干。”

“前几日，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来报，其所管应天、扬州八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尽行起解，不日到京，可解关宁军燃眉之急。”

“至于三大殿工程么，奴婢也查了各地账目，东拼西凑一番，总还是挪得出银子来，这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每年挖河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盐院康丕扬在任时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两，便约有二十余万两。”

“已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剩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查盘可据，无人敢取，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亦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

“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

“以上七宗，皆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兜底清查，统共一百五十三万两库存银，只有皇上下旨着著部院抚按官与经管衙门速行解进，三大殿不日即可完工。”

“除此之外，还有各地王府进献的助工银，秦王一万两，周王一万一千五百馀两，晋王四千两，郑王二千两，宁化王二千两——这零零散散的累在一块儿，总不至于教皇上修个三大殿还要去侵占军饷的……”

朱由校听得魏忠贤这番侃侃而谈，心中好是一阵畅快。

“南京操江宪臣”，即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理提督操江。

都察院职责主掌监察弹劾，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操江即操练兵卒、负责江防，属于兵部职责，

也就是说，这一职位既要负责巡视监察，又要担负督查官军开展长江流域的江防、打击盐贩走私的职责。

而江淮乃东南财赋所出，南京系国家根本重地，这样重要的职位果然还是应由听话的人来担任才最是相宜。

从熊明遇换成范济世，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皇帝在心中盘算道，如今国家能弄来钱的地方仅剩东南这一处了。

而东南那一处里，就两项收入最为可观，一是盐科银，二是马价银。

这两项收入可不能轻易被外臣糊弄了去。

大明的盐业自建国初起便为朝廷所垄断，朝廷建置盐场，将濒海从事盐业生产的人群“拘籍”为亭户、井户、“灶户”，并将制盐工具收归国有，形成一套食盐官营管理制。

由于食盐的销量决定食盐的供应量，需求量又决定盐业生产的规模，朝廷便将将全国产盐区分为若干大区，譬如两淮盐区、两浙盐区、山东盐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