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区之下再分设若干盐场，官府按户口供盐时，须得严格根据州县人口数及其他需要，来确定实际食盐生产定额和行销引目，这种作法，叫“划区行盐”。
换句话说，大明百姓但凡吃盐，就要纳税，天下所有吃盐的户口，都要交“盐粮”或者“盐钞”，官府估算好每人每年的食盐量，以此收取一定比例的税金。
每过一段时间，百姓都要根据朝廷制定的食盐价格向官府缴纳盐税，州县收齐税金后，再派人到盐运司那里领取食盐，分发给吃盐群众。
在万历朝之前，食盐的散给，始终经地方州县官员通过始终由地方州县通过里甲实现，而到了天启朝，官府的配盐不再通过里甲，而是交给盐店和铺户，让他们来经营州县内的食盐销售。
当然，盐店不是谁都可以开，盐店商人是由官府指派的铺户，必须经官府佥选才有资格，而由官府选出来的盐商，自然个个非富即贵。
因为想合法卖盐，就必须有“盐引”。
在朝廷的管控下，买盐卖盐，都有明确的活动区间，无论买方还是卖方，若没有“盐引”，那么所买所卖的盐，都是“私盐”，买主和卖主都要受到处罚。
朝廷曾提过两种方法，让盐商合法获得“盐引”，一为“开中法”，一为“折色法”。
“开中法”始于洪武三年，其时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朝廷招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以此称为“开中”。
“开中法”可以分为“报中”、“守支”、“市易”这三个步骤。
具体而言，则是边商先进行报中，用粮食向政府换取盐引，尔后，内商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最后，再由水商进行市易，将盐运到指定地点进行销售。
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曾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由于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而又称“商屯”。
明初“商屯”可谓遍地开花，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趾，各处都有，使得许多偏远边塞都因此而兴盛一时。
然而时移世易，皇亲国戚们眼见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贱买贵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
“占窝”愈演愈烈，逐渐破坏了开中制度，于是到了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改旧制为“折色法”，规定商人向盐运司交纳一定的银两，便可直接以盐引事食盐贸易。
“开中法”并不废除，与“折色法”两法并行，以此获得“正盐开中输边，余盐纳银解部”的效果。
具体而言，便是商人以银代米，将白银交纳于盐运司，尔后盐运司将缴纳上来的白银解至太仓府库，太仓府库再将这些银子分发九边。
自从实行折色法之后，盐运司的现银陡然增多，朝廷财政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
然而其副作用是，由于“商屯”的迅速破败，边地盐商及山陕富民大都举家内迁，徽商大肆进入两淮业盐，九边粮食储备随之大减。
不过不管怎么朝廷怎么更改盐法，负责査验官引、销售官盐的盐法道总是很有钱的，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等处的都转运盐使一向都是人人艳羡的肥差。
至于“马价银”，则脱胎于大明的“马政”。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基于宋朝之“户马”与唐朝之“监牧”，将大明的马政分割成了“官马官牧”与“官马民牧”这两种制度。
前者实行于西北和东北边疆，供应戌边部队所需马匹，后者则实行在南北两直隶和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所得马匹主要供给京营骑操，正所谓“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
由于大明实行的是两京制，故而负责马政管理的太仆寺也分为太仆寺和南京太仆寺，位于北京的太仆寺负责管理京畿、河南与山东等地的马政，而南京太仆寺则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马政，掌管马户、牧场与马匹。
“马户”即指专门负责养马的人户，明初，朝廷按照规定将几户人家编佥在一起强制性的摊派养马的徭役任务，只要马户能按时交上来一匹合格的马，按人户编佥的，则可免去其他徭役，按田地编佥的，则可免去田地税粮。
而江南地区素不产马，蓄养出来的马匹矮小，体力也差，抚养这些马匹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于是从成化年间开始，南直隶的马户不再缴纳马匹实物，而是改折成白银。
对于江南马户来说，将马匹解送到京城费时费力费钱，不如折银方便，对于朝廷来说，马匹够用就行，过多反而增加财政负担，不如折银一部分，需要战马的时候再用白银买马就行了。
如此官民两便之法自然得到了大量支持，此后各地所拖欠朝廷的马匹，纷纷要求用白银代替，在拥有了稳定的白银收入以后，太仆寺就修建了专门的常盈库存放白银。
到了嘉靖时期，太仆寺每年管理的白银存量已经非常可观，每年实际收入就有六、七十万两，常盈库中的存银到嘉靖、隆庆时期更是多达一千多万两，是是户部太仓库的四五倍之多。
随着太仆寺的财政规模日益庞大，原则上仅允许用来购买马匹的“马价银”也逐渐被挪作他用。
譬如，“万历三大征”的军饷基本就出自太仆寺的常盈库，平哱之役，转饷一百八十七万，支借一百六十余万，朝鲜之役，先后用兵七年转饷五百八十三万，支借五百六十余万，播州之役，费二百四十七万，而支借三十三万。
三次战役总共费银一千一七万两，而借支太仆寺的库银就高达七百五十三万余两，占总军饷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四，倘或没有太仆寺这一大笔丰厚的库存银，那说不定万历三大征时，大明就已经亡于哱拜、丰臣秀吉或者杨应龙之手了。
到了天启朝，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情况，虽则皇帝时有拆借，但占比最高的还是拨给边镇的军饷。
只是“马价银”既已成了朝廷的“钱袋子”，那终究也是属于皇帝的钱，外臣就算要动上一分一厘，也得要朱由校点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