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虽然心一直痛着，但我还是写下了一些诗，那还真是痛出来的。比如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里，我写道：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比如，在《寂静的夜》里，我是这么写的：

习惯，失眠，/习惯寂静的夜，/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你淡蓝的衣衫。//习惯，睡伴，/习惯一个人在房间，/抱着绒绒熊，独眠。//习惯，吃咸，习惯伤口那把盐，/在我心里一点点蔓延

我没有放弃。我不是放弃的那个种类的人。泰戈尔就是我的证明。其实，现在想起来，这位印度大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了我的工具。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当然他不可能知道。

为了大诗人的到来，我煽起了全国范围的热潮，尤其是媒体的。那些大标题簇拥着我站在上海的码头。我从大诗人踏上中华土地开始就陪伴着，给他当翻译。走到哪里，大标题们就热烈地跟到哪里。还有许多掌声，许多呼喊声。

北京日坛公园是爱情的圣坛，是宣告爱情的圣坛。在我心里是这样的。在许多报纸的字里行间也是这样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地刊登着我这一辈子最美（滋滋）的合影，泰戈尔诗人的右边是徽徽，左边是我。我们一起登台。中间是那个闻名世界的媒介物（老泰，不好意思，我说白了，但没有诋毁你的意思）。我最喜欢的是报纸上出现得最多的那四个字：金童玉女。

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同台。报纸是这么说的：为庆祝泰戈尔先生六十四诞辰，林徽因、徐志摩等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演出泰翁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演出前，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新月”，以示是新月社组织的这场演出活动。

我觉得，我们的新月社（我被称为新月诗派领袖）也是祝福我们的。这也跟大诗人有关。因为新月是大诗人着名诗集的名字。新月，让人想起什么？康桥。弯弯的桥拱。对不对？再就是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合拢，升起，新升起的月亮，它会越来越圆，越来越亮。这是它本来的意思，但实际上只是我的期待，一种不能实现的期待。

在剧中，爱神和公主的眼神交流是自由的，理由是剧情需要。所以，那是我们在公众面前的四目相对，无论里面含着多么深刻而伟大的爱情（我喜欢伟大这个词，喜欢把它用在这里。纯洁的爱情，除了爱情之外没有其它目的的爱情就是伟大的。至少我这么看），都让人闭嘴，让人哑口无言。所以我们又重温了康桥和伦敦的那种心随着目走的交流。而且是在全世界的面前。

后来我听说，师母也就是思成的母亲、先生的老婆坚决反对徽徽跟思成真的成婚。据说原因就是那两个台上成双成对的形象，那被报纸捧为金童玉女的形象。多半师母从徽徽当时的目光里看出了什么。也就是说看出了她的心在哪一边跳动（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知道师母并不是出于对我和徽徽的怜悯。师母也许甚至从徽徽那眼光里看出了什么，用现在的语言说她人肉了一下我和徽徽的关系。或至少表示怀疑。我希望那人肉的事情是真的。也许真的是真的。但我不会说。我不说就没有任何证据。不用我答应徽徽，徽徽也不需要我答应。我就是不想让那些说我是人渣的把我的徽徽想成是渣渣。我为徽徽不齿，不屑。我内心里是感谢师母的，希望她能够一直地坚持下去。可惜后来自然是事与愿违的，自然是因为徽徽实在是太迷人，太迷倒众生了（有人说她迷倒了整个民国），她一定是把思成迷得天旋地转把她的位置转到超越父母的顶端去了，思成的坚持自然是自然的。他若能转得出来舍而弃之，那她就不是我的徽徽了。

我的情和诗，与那情相关的诗，经常跟泰戈尔有些关系。后来我从欧洲回来，绕道印度，探望泰翁。那首《再别康桥》就是离开印度后，在大洋上写下的。夕阳里的新娘，在印度洋上飘着，放着光。那是我的新娘，用当代文言文说，那叫我的初恋。徽徽是我的初恋，幼仪是什么呢？或许借用现在的象小鲜肉那样的粗俗语言（不好意思）说，叫“初肉”？有肉而无恋。不好意思，只是借用一下，绝无亵渎床第之欢或者亵渎年轻语言的意思。那是人的常态。人不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下来的吗？

好了。够了。下一位吧。哪位接过去都行。我的蝉鸣。我的钟。小虾米的钟。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