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X年，我二（戴望舒）

还是我来吧。也该到我了。虽然这一段我本来最好能忽略掉的。可是却也忽略不了。

我始终记得那天，黄浦江边，我在船上，她在岸上。绛年挥着她的小手，眼里有泪。真的有泪，我看到了的。后来，到法国一段时间后，一直到我从巴黎前往里昂之前，我才想到鳄鱼。尽管这个联想按理没法放到一个女孩子身上。可是我偏偏总是想到这个。奇也怪哉。

在轮船的汽笛声里，我把纸片折了一下，折成个小飞机，使劲向她扔去。越是使劲，越是到不了地方。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当时她张开小胳膊（其实挺细长的，而且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人胳膊之美，恰到好处产生美感的那种），向那纸片追去，伸出小手（解释同上），让纸片的飞机在小手边上滑翔，然后飘过，然后漂着，漂在江水里。我看见她的嘴唇，那晶耀的嘴唇，张了开来。可我自然听不见是什么从那里边出来的，就象她看不见我的纸片上写着什么一样。

我的纸片后来成了一个谜，引起了各方面的各种猜测和解读。我不去揭开谜底了，因为它已经漂着，沉下去了。有人说，我写在那上面的就是我那首叫《林下的小语》的诗。就算是吧。至少有点接近。我真的是这么写的，就是这首诗：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你在戏谑吧！你去追平原的天风吧！/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这里面的“你”曾经写的是“我”。我改过来改过去。到最后，我甚至不知道是谁追谁了。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想再知道。不想知道，却又知道，那才叫一个痛苦。

事实是，到了巴黎，我的感觉就是自己走了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被大大地抛了出去。有很多只手，是很多只手一起抛的。它们都是用语言抛的。会说话的。有一只手说：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所代表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都到月球上星球上宇宙上去了。有一只手甚至是鲁迅的。这些手我后来都忘记了，因为后来我也一直尝试着回到地球上去（前提当然是，假如我真的到其它星球上去过了）。其实我写过赤色泣泪的《断指》，我写过国色悲壮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被那些人视为自我突破的诗，被认为可以让我和世界忘记雨巷的诗，甚至被那些人称为伟大。可是，后来我知道了，世界不仅仅有悲壮，不仅仅有伟大，也有缠绵到永远的雨巷。还是雨巷。到头来，几十年后，我还是雨巷诗人。那时候，那么多的抛物抛我的手，惟那只来自雨巷的手最让我痛得长久。一直的。直到我感觉不到痛的今天。

一开始，我一时进不了里昂的中法大学，因为我没有进过北京的中法大学。我在巴黎塞纳河边逛着，成天地逛着，在书摊里，在书堆里。我在巴黎的书堆里，活在我崇拜的那些印象派大师的人群中，波德莱尔，耶麦，还有很多。我翻译过他们的不少首诗。一半的我活在塞纳河边的书堆里，另一半的我活在中国，上海。《现代》杂志在那里诞生了，主编施蛰存规定我是主要撰稿人。《诗论零札》在那上面发表了。蛰存说反响很大。我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上海出版了。蛰存说反响更大。我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徐志摩之后的诗坛老大了。活在中国的那一半我里面，当然更多地是浸泡在她的酒坛子里的，那个橄榄味的酒坛子。

于是我写下了被另一些评论家评为之最，评为走出雨巷的新生的诗。比如《我底记忆》。我只能写记忆了。因为我只有记忆了。只不过，跟别人的记忆不一样，我的记忆是一个活物，是在我的眼前走着跑着跳着睡着的：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