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被国内那些个“家”们评为中国首位拟人化大师。其实不是我去拟人，而是它本来就不是人。它的哭，它哭了又睡，却都是为了我。

忠实于我的，除了记忆，再就是寂寞。尤其是那首被许多人称颂的《印象》：

是飘落到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早已坠入古井的暗水中/林梢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的浅浅的微笑/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地回到寂寞的地方

经法国诗人马尔洛推荐，我终于进了那用庚子赔款建的里昂中法大学。我知道，去了我这个“母校”。我凑巧地读到过中国当代一篇相关报导：昨天参观了里昂中法学院。1921年创立的里昂中法学院原名中法大学，曾于1946年停办，在25年的历史中，一些留学生如蔡元培、戴望舒等归国后作出巨大贡献。可能还不止是知道。中国报导居然说我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巨大”的，而且，跟曾经如日中天的蔡元培并列。哈，这可是出了雨巷诗人的意外了。

可是不好意思。我很少走进那个建在山丘上的城堡。我称它为城堡。因为我不喜欢被关在哪里。我生活在太多的阴暗里，所以我反对阴暗。我完全没有去上过那里的课。我从巴黎走到里昂，其实是从一堆书摊走到另一堆书摊。后来我还走到了西班牙的书摊，马德里的，巴塞罗那的，塞维利亚的。我没有坐到课堂里去的兴趣，完全没有。

原因如下：在离开巴黎前，我见到了文章兄，然后跟文章兄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或者几杯。他惊呼着：你还不知道？全世界也许就你不知道了！我一口喝掉了一杯咖啡，叫着跑堂。他说我的雨巷，那位施绛年，成天跟一个销售冰箱的年轻人同进同出，还手挽着手，还肩靠着肩。他还说，这个过程从我刚离开上海时就开始了。用上海话说，叫我前脚刚刚走。就开始了。一个卖冰箱的？我叫了起来。我好象并没有叫出声音来，我叫出来的只是：你胡说。我又喝掉了一杯咖啡。又叫了一次跑堂。

然后我又听到了同样的“胡说”，而且是从好几个、互相之间不一定认识的人的嘴里。

于是，我人到了里昂，心没有到那里。我进了学校报了到，那却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这个学校（除了通知我被开除的最后之后那次）。我还剩下什么？除了记忆和寂寞，我什么也没有了。书摊还是那些书摊，可我翻着的书，无论是发黄的，还是散发着新的香味的，都只是被翻着，然后被放回去。我并不知道我翻的都是什么书。只知道我翻过书。

我也不再写信了。谁都不写，不给绛年写，也不给她的哥哥我最好的发小写。

我也很少写诗或者其它什么东西，尽管蛰存一直在鼓励我，逼我，他在给我的信里说：有一个小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以至目下的新诗都是模仿你的。我想你不该自弃，徐志摩而后，你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可是我不想写，没有心情。诗人不诗人，大与不大，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翻译了很多，我一直在翻译，法国人写的诗，西班牙人写的诗。我挺喜欢西班牙现代文学的，西班牙语是我自学的。我还会时不时地热血一番，在巴黎、里昂和马德里，我都参加过当地民众反法西斯的游行。有朋友说，这其实才是我被中法大学开除的主要原因。其实我参加游行，一部分是为了泄愤，另一部分也是为了泄愤。我有许多愤，有的我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有的或许并不知道，或许就是那寂寞的共生物吧。

然后我却不走了。中法大学校方命我三天之内离开法国，因为我根本没有去上过课。我却又在法国混了半年。真的是混。因为我的魂不在这里。哪里都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