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为什么作出完全不一致的笔录，到底哪一份笔录是真实的？”

“我一开始就对办案人员说过，我没有杀害苏玲。我们是谈过恋爱，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现在我们都已经成家，我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是不可能再与苏玲发生什么的。”郑方说道。

“在几次笔录后，办案人员并不相信我的话，拿出了一些证据。他们说在我家搜出了凶器，还说我是与苏玲唯一有关联的男人，凶手不是我，还会是谁？”

“我说了几次他们都不信。号里的同伴告诉我们，要是不按警方的思路交代，我就回不了家。我也是被逼得急了，于是就胡乱说了。”郑方说着低下了头。

在被剥夺自由，每天面对审问时，总是有人会精神崩溃。一个人要是精神恍惚，就可能丧失基本的理智。郑方就是典型的例子，明知道交代的是死罪。可是极度精神失措的他，已经无法准确把握自己的表达了。

郑方说的是实情，田诗听了却是皱皱眉。因为，当事人的崩溃，只能自己理解。旁观者很难把握这种心理状态，他们会用趋利避害的思维惯性来看待问题。当事人说自己有利的情形，不一定是真的，如果说对自己不利的情况，那就一定是真的！

“我没有问题了。”田诗说道。

田诗决定不再纠缠口供问题。毕竟口供本身不能单独成为定案依据。而且没有把质证阶段，一些关键的观点暂时还没必要拿出来。

“现在由公诉人举证。”董倩说道。

“首先是被告人在卷宗中的口供笔录，共计五份。笔录中被告人明确承认杀害苏玲的事实。”马东生说道。

“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人举证口供笔录是否有异议。”

“我有异议。我没有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