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衡岳的父亲出生在中原的一个农村里，家中贫寒，从小就给地主家干农活，十多岁在井里打水时被脱手的辘辘把打在了头上，一下子跌倒在了井台上，旧社会家里穷，没钱医治，经过半年多的休养，总算捡回了一条命。造成了终身虚弱，个头矮小，身体消瘦无力，超过八十斤重的东西他无法撼动，小小的年纪就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也曾参加过中条山战役，和日本鬼子在此面对面的进行了殊死搏斗。

由于当时父亲的身体非常瘦弱，部队让他当上了炊事员，中条山战役中日之战打得非常惨烈，部队里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溃不成军。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溃退，父亲也从伙房里怀揣了六个馒头撤退了，在走了一段路程之后碰见了一个老兵也在溃逃，看见父亲怀里揣着东西，问道：“你怀里揣的啥东西？”

父亲说道：“我拿了几个馒头。”

老兵说道：“按照规矩，见一面分一半，拿出来我看看有几个？”

父亲打开布袋子说道：“六个馒头。”老兵数了数真是六个馒头，便从中拿走了三个。给父亲留下了三个馒头，父亲肚子有点饿，随手吃掉了一个，谁知道走了不多远又碰上了一个当兵的伤员，一瘸一拐很艰难的向前缓慢前行着，看样子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吃东西了，父亲一看心里非常同情他，便主动送给这个伤员一个馒头，自己的身上只留下一个馒头了。

听人说东边已经让日本鬼子占领了，就凭借着这个馒头父亲一路帮人打短工，干点零活挣点盘缠，漫无目标的向着西线一路前行，半年之后来到了民安。曾经在民安市五泉山下一个豆腐坊里做过一个阶段小工，父亲个头小但脾气很倔犟，在做工期间给老板送货时骑着一辆自行车走在颠簸崎岖的马路上被石子一颠滑下坡去，倒在一个水渠里，自己被压在了自行车下面起不来，遭到许多围观路人所嗤笑，从此他的父亲一辈子再也不骑自行车了。

恰巧就在围观人群中有一位老乡是个旧军人，帮着父亲把自行车推上路边，交谈之后根据口音两个人都是老乡，在他的鼓动之下将邓衡岳的父亲带到了武威市一个驼兵团里当了通信兵。一九四九年驼兵团整团起义，父亲成为了一名解放军部队里的小排长，被派往玉门关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一支驼兵团的指战员。

建国前，由于连年内战，人民解放军发展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总兵员已达到五百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以陆军为主，当需要将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时候，巨大的兵员无疑给一穷二白，底子薄弱的新中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再加上国民党成建制的部队也已溃退往台湾，各地匪患被日益肃清。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决定进行大裁军，父亲所在的驼兵团渐渐失去了往日重要的地位，撤销了编制，全部复员。

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地方管理还急需大量的管理干部，在复员动员大会上，部队领导也是出了一个奇招，要求这些复员军人们愿意回家的站在一边，父亲当时也是思乡心切，就站在了这一边准备回家。

愿意留下的站在另一边。因为他们这支队伍大都是旧军改造过来的，情况比较复杂，结果却来了个相反，把愿意回家的这一边全部留下来转业到地方做行政管理工作，而把愿意留下的都复员回了老家。

父亲从河西走廊的戈壁滩被分配到了陇东高原残垣沟壑区的穷山僻壤的元县山区开展工作，先是到车道，合道，最后成立原卯人民公社时又调过去打先锋。

父亲生性耿直，倔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每到一地，他的足迹都要踏遍每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各个角落，每座山，每条河流，都牢记在心。做群众工作耐心细致 、公平公正 、谦虚谨慎。事无巨细，责无旁贷。工作中正直清白，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也绝不损害群众利益。

在六十年代初期生活困难时期，浮夸风很严重。父亲刚刚调入原卯公社时，人生地不熟，社员家里都很困难，公社干部下乡吃派饭，可到了谁家都很为难，怕吃好了公社干部回去报告说群众家里有粮吃，吃不好了又得罪人。有时候几天吃不到一顿饱饭，一年下来父亲被饿的皮包骨，但无论如何，哪怕是吃上一个煮洋芋，父亲都要按上级的规定付上三毛钱二两粮票，社员不要也硬塞给他们。

父亲下乡时手里必带两件东西，一根挡狗的小木棍，一个部队转业时用过的小帆布包，帆布包里装有上级的红头文件和笔记本，一本药书。还专门自费购买了一些常用的药品，在下乡时遇到一些社员家中的男女老少们无论是谁有些头疼脑热的，父亲赶紧免费为他/她们医治，成为了半个大夫。利用自己平时学到的一些山水地理知识免费为吃水困难群众选址打井。久而久之，父亲的威望名气大震，受到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道：“老邓是个好人!?把咱老百姓的事情一直挂念在心上”这就是当地老百姓对于父亲的最高赞誉。

许多打过交道的社员每次到供销社买东西或者办事的人路过公社时都要去和父亲谝一会闲传，嘘寒问暖。最为不尽人意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一辈子追随着共产党的事业，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终因那个年代政治审查特别严格，父亲是起义军，我姥爷在五十年代末期又被打成右派，山区公社一些农村干部嫉贤妒能，父亲的终身愿望没能实现，是他老人家终身遗憾。在我八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家告诉父亲时他深深的咽了一口唾沫，两眼深情的望着我，我深深的感觉到他老人家是多么想紧紧的抓住我的手摸一摸，那一刻的情景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部提工资名额有限，每次提工资时父亲因为从部队转业时工资级别基础相对较高，相比之下比公社领导和其他干部级别都要高一点，自己也从不主动争取，在工作岗位上几十年愣是没有提过一次工资，只有在离休证上显示出了享受副处级待遇的字样。

父亲在离休前担任公社会计兼后勤总务工作，在交接工作时短少了两分钱，别人都说算了，不用找了。可执拗的父亲自己怎么也不相信会短款，继续寻找，最后愣是从抽屉缝隙里抠出来了一枚两分硬币，被传为佳话。

父亲对于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非常刻薄的，虽说他一直都是国家干部，可家里母亲以及姊妹几个的供养全部都要依赖于他，所以在他的身上很少有新衣服的披挂。在山区跟当时的老农民几乎没啥两样。如果不是口音上的差别人们很少能分辨出他是干部还是农民。但是对于子女的要求却是非常严厉的。

小时候，有一天父亲前往相距百里之外的县里去报账，钥匙放在家里，估计一两天是回不来的。邓衡岳和三弟发现之后跟妈妈打了一声招呼，拿着父亲的钥匙来到了办公室里，一贯馋嘴的三弟发现了一个面袋子，对邓衡岳说道：“二哥，这里有白面哩，我们两个做点馍馍吃。”